【学科口述历史】九十春秋忆人生：我的党史治学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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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董佳、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简介

郑德荣（1926-2018），著名党史学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李春峰，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项目来源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的成果。2015年1月10日，耿化敏、刘洪森在吉林省长春市完成郑德荣教授学科口述历史影像的录制工作。本文经郑德荣授权、李春峰初步整理、耿化敏修改审定，现予以刊发。

一、我的党史教研历程

今年（2015年），我虚岁90岁，回忆起来，寒来暑往，从事党史教学研究已经64个春秋了。从个人经历来看，我是在国共两党大决战前夕，作为国民党时代的一个大学生——长春大学的学生投奔解放区，接受共产党的教育。1948年9月，我参加东北大学的短训班，本来结束以后直接分配工作，后因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局势的发展，我们这批大学生被留下，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又学习了四年，直到1952年10月提前毕业留校工作。我是历史系毕业的，被分配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这是校直属的四门政治课的教研室之一。从那以后，我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始终站在东北师大教学科研第一线，虽然中间担任过一些行政工作，但始终没有脱离专业，是一名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教师。

改革开放前，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学术环境和现在迥然不同，政治气氛特别浓厚，科研条件不足。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科研风气有所好转，但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环境远远不同。从科研环境来看，全国有关的学术刊物极少，几个重要的高等院校有学报，其他省一级的高校、社科院几乎没有刊物，国家一级全国性的刊物也很少。当时，科学文化管理的方式和现在也不一样，50年代初没有学位点，也没有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投入。在职称评定方面，1956年正式开始评职称时，只是根据你的教学、学业来评，没有考核科研成果有多少。在学术活动方面，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很少，也没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学老师多少开展一点研究，但学术成果很少。

在改革开放前的将近28年的从教期间，我发表文章仅有十几篇。我花了五六年，和其他两人合作，写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怎样诞生的》。当年在人们观念之中，能出一个小册子是很了不起的，几乎像圣人似的才能写书。你给刊物投稿，刊物编辑部要向你本单位党委进行函调，调查你的政治状况、思想状况如何，这边的回信说表现得好，没有问题，这才认为文章合格，才能发表。如果认为你有个人主义，那就不行了。这种严格的要求是“又红又专”，主要是“红”，政治上、思想上得特别优秀。如果有人科研多一点，看书学习多一点，就常常被批评为“只专不红”。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科研成果不多也就很自然了。那个年代我写了十几篇文章，还算比较多的。

1961年中宣部号召各省大编教材，包括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各中央局、各省主持政治课教师编写教材。东北局主持东北三省编四门政治课的教材，我是中共党史教材的主笔人。1961年，我第一次正式写教材。党史内容的起点是五四运动，那时候都是那么写的，下限大概写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书的形式和现在完全不同，用牛皮纸的口袋，里边用活页文选式的，一章一册，装在牛皮口袋里边。因为中共党史是非常严肃的、政治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除了中央以外，地方没有资格正式写中共党史，只能用这种方式，不用正式书本的形式来出版。而这还是东北局主持的东北编书组，当年的研究状况可想而知。

这本教材和当时国内出版的几个教材有点差别。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那本书史料、史实比较充实，内容比较宽。1951年建党三十年之际，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几万字的小册子，是高度概括的党史简本。195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理论性比胡华的那本书更强，是厚厚的一本专业性教材。我执笔的中共党史教材比《中国现代革命史》简明一些，没有特别细。何干之的教材侧重于理论，接近于中共党史的形态；胡华的书偏重史实，更像中国现代史的形态。胡乔木的“三十年”不是纯写历史的，而是四五万字的提纲式写法，只是提纲挈领，观点鲜明，史实内容少，高度概括的论断多，提供给你一个思想概貌。我们原来不知道党史是怎么一个框架，看了他的“三十年”以后就心里有数了。

我当年被认为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中青年教师，有幸参加了1964年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每一个省只能选一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进京参加。我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文革”期间，我因为参加这个会议遭到将近一周的批判。因为它是由“旧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主持召开的，陆定一已经被打倒，造反群众认为这是一个“黑”会，虽然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你了，但那是他们受到欺骗了，让我交代揭发“黑”会。

我的学术生涯，与其说是从1952年高校从教开始，不如说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真正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整个社会环境、政治气氛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生机盎然。高校教师从事党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也是生机勃勃。我的学术生涯和党、国家的历史的曲折发展是分不开的、完全相应的，脱离不了这个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

我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是党史教学科研的积极分子。从主观上看，我很勤奋，教师责任感促使我认真学习研究党史学科，不断提高教学质量。1979年，我编了《毛泽东著作简介》小册子后，又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我和朱阳是主编，我的学术生涯从这真正开始。我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教材的，虽然解放了思想，多少有点进步，但只能叫讲义。1979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教材编纂会议，提出抓四门政治课的教学首先得抓教材。教材怎么抓？要求各个省凡是有编写四门政治课教材的，主编来开会。我作为这本书的主编，就到武汉参加这个会议。当时这个会议分四组，分别是四门政治课，我自然是中共党史组的。当时我们组一共汇集了17本教材，有30多个人，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坐下来看书、评选，完全用群众路线的办法看书、评选，我这本书被党史组与会者评为优秀。而且，这本书出版时印的字样“全国文科通用教材”是教育部认定的。这本书先后出版了5版，印刷了100多万册，在全国高校文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因为我编的这本书有影响，后来教育部统编高校政治课教学大纲时，我就成为教学大纲编写组的两名组长之一。无论是《中共党史教学大纲》，还是《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我都是作为组长之一，参与了土地革命战争这一段历史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重视党史研究，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由胡乔木兼任，副主任廖盖隆主持日常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要有党史研究工作人员，一方面从中央党校调集一小批，另一方面向教育部政教司老司长李政文借调高校条件好的教师。我是点名被李政文推荐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时还推荐了上海的唐培基等四五个人。在分工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教授王淇担任抗战时期编写小组的组长，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俗称“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编写小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

我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问题。还在我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时，四五个人分工写作，谁也不愿意承担土地革命战争这一段。这一段是最复杂、最难写的一段，历史情况复杂，历史评价也很难。这一时期，共产党内、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还有国际上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相当复杂，所以谁也不愿意承担这一块。我是牵头人，我就负责写，从那以后，每次编写教材，我都是分工写土地革命战争这一段。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组也给我分到这一段，多少有点基础。当时陈云有指示说党史工作者必须对党史的历史事实负责任，要一锤子一锤子敲定，观点由中央把关。为了把事实搞清楚，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正本。第一道程序是编大事年表，然后再写正本初稿、草稿，是这么一个过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涉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如果这两个问题弄不清楚，党的这段历史就不可能研究清楚。这是因为，第一，批判党内的“左”倾错误，而“左”倾的后台和它的来由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诞生也是在这个时期。所以，我就重点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我发表的成果大量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借调了两年半。在这期间，我有条件到中央档案馆查阅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当时的档案管理非常严，研究中共党史禁区很多，禁令也很多。但因为承担给中央写党史的工作任务，本人调阅档案的身份须是编写组副组长以上的人员，职称还得是副教授以上，我合乎这些条件，我就有资格、有条件、有需要天天跑中央档案馆坐硬板凳，尽可能大量地阅读材料。我的任务是写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历史，档案馆只能提供给我这段的材料，别的时段不给看，看了还不许写笔记本带回家。如果要写的话，可以，但笔记本要留下，经过机要部门转给党史研究室的资料室保存，不能作为个人的笔记留下。这样，只能看不能笔录，原则上是谁看谁知道，不许转达和扩散。但因为我是主持工作的组长，白天看档案材料，我们组员还有五六个人，都渴望了解点情况。那时候人们非常渴望能够看到第一手材料，对学术研究非常专心致志。我没办法，担着风险，晚上回来以后，给我的组员，根据记忆口头传达我看到什么文献资料、什么内容。这对我也有好处，我的思考、记忆加深了。第二天，我还要到中央党校向主持工作的组长汇报，他不能看材料，但他是老资格，所以我就向他汇报。这两个过程就使我对当年看到的原始材料，在脑子里多少还有些记忆、有些印象，否则都忘了。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讲，一个重要转机是这两年半的借调经历使我直接查阅了第一手档案材料。

当时看档案材料，有的时候我非常受感动。我看到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也就是王明上台的那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当年地下党在白区能够保存下来这个档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何等不容易！当年管理中央会议文件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否则我们后人不可能看到这些档案了。我如饥似渴地、字斟句酌地阅读、记忆。也正是脑子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我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原创性文章，或改变传统观点，或填补空白，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国内的学术气氛非常好，人们都如饥似渴地钻研业务、看材料、出成果。一种形式是大办讲习班。当时办讲习班成风，而且参加讲习班的老师非常积极热情。一般是夏天办讲习班最多，像辽宁大连，年年办。举办方是地方的院校，主要是党校。比如，大连党校就连续办了好几年的讲习班。由于参加讲习班不花学费，主办讲习班的单位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研究学习，我连续去讲习、讲课两三届。90年代末期以后，讲习班就变味了，主办单位为了赚钱，去听课的老师是为了旅游，越来越萧条了。

还有一种形式是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党史学界每年都至少开一两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全国中共党史学会成立后，我担任常务理事，基本没有缺席每年学会的活动。中央党校举办的全国性学术活动，我基本上年年到位，而且大都会提交论文大会发言。我在学术界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和了解，一个原因是我的教材影响广，一个原因是我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比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讲学的范围、幅度非常广。我回忆了一下，全国有15个省市——大半个中国我是走遍了。这个讲学大都是省党史学会组织的，也有少数情况是大学请我去讲学。

1982年春季，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在胡华教授的提议下，邀请我到全系教师大会讲学。我讲学的特点风格是从来没有讲稿，只有个笔记本，写个提纲，当时也来不及写讲稿。胡华、何东参加了。我讲了张国焘问题、土地革命路线等几个问题。这次是我第一次讲学。到中午11点半，讲学结束，我说了几句客气话，胡华老师马上站起来：“没有完，这是请郑德荣同志第一次，还有第二次请你来。”他在会上这么说，然后陪我吃饭，吃饭时他就问我，说他们的老师也到中央档案馆看一些文献资料，他们怎么也没我这样看出这么些问题，还能讲学。我说我只不过是多下点笨功夫而已，人家都比较忙，可能没下功夫，我是这么来回答的。我的讲课记录稿被中国人民大学整理、油印，后来我到哈尔滨讲学时别人送给我一份。

1982年7月初，两个多月以后，人大又派党史教研室主任请我去讲学。我说两个月之前已经讲完了，怎么还讲呢，不能再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是圣人的地方，我怎么随便跑那去呢？他说：我不能这么说，胡华老师当时宣布过再请你讲一次。最后，决定以北京市党史学会的名义请我去。他当时是党史学会负责人之一。这样，以北京市党史学会的名义，在全市发了200张票，我又在市委党校大会议室讲了共产国际和三次“左”倾路线的关系。这是在80年代初首次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路线的关系理清，填补空白。党史学界从来没有这种材料，这种文章，这种成果。大家都知道王明的“左”倾路线来自共产国际，是教条化、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但是三次“左”倾错误是怎么来的，和共产国际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我是根据档案馆接触过的大量一手资料把它理清楚了来龙去脉，所以人们还很愿意听。那次，我还没形成讲稿，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个提纲。

1982年12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下设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领导小组（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在四川温江开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年开这个研讨会，不发消息，不见报，而且来参加会的人得从单位党委开介绍信。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半禁区。我正式提交了一篇2.2万字的大论文《略论共产国际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个论文后来被上海出版社的一个32开小本的刊物发表了。编辑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稿子在刊物发实在太长，2万多字，想删但又实在难删，因为思维逻辑很严谨，材料非常充实，删掉也可惜，索性2万多字照样给刊发了。这是全国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论述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文章。

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重要观点，填补了学界空白。传统的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和“立三路线”的关系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我的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两者不是根本对立的路线，两者的分歧是策略性的分歧，分歧的内容是在武汉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李立三认为，具备了、成熟了。共产国际主张城市武装暴动，李立三也是主张城市武装暴动，他们是一个路线，所以他们的分歧是策略性的。为什么人们都认为他们是根本对立的路线呢？这个基调是共产国际给定的。当时李立三的态度和后来的王明等人迥然不同，李立三很有个性，这个计划要实行，将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苏联、外蒙古要出兵呼应，全国红军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就会取得全国的胜利。李立三坚持他的意见，等我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时候，我再和共产国际算账，话说得很不客气。这个话被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知道了，马上向莫斯科汇报。共产国际很恼火，认为李立三不像样子，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分歧，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共产国际那时还没有批判李立三的“左”倾，还没有说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周恩来回国以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要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到10月，问题的性质马上变调，被说成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李立三不积极地做工人运动的艰苦工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急于发动暴动、武装起义，这是形“左”实右，给他上纲上线了。从那以后，中共中央和我们的学界按照这个基调来讲授党史、宣传党史。

我的文章形成以后送交给廖盖隆，廖盖隆批示认为这个稿子写得好，有大量文献依据，就推荐给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在1980年第5期发表，在党史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到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有人给中央党史研究室打电话找廖盖隆，问这篇文章有没有泄密问题，廖盖隆答复没有泄密问题，这个稿子是他审查的，他给推荐的，就给驳回去了。廖盖隆的秘书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说这篇文章好险了，人家问有没有泄密问题，廖盖隆是怎么答复的。我对廖盖隆很敬重，他是一名党史工作的好领导。

80年代学术气氛非常好，人们真是专心致志地学习党史、研究党史，全国党史的学术活动多，刊物也陆续出现，大办讲习班。讲习班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民办的就是院校、单位办的。教育部也办党史讲习班。1982年春节刚过，教育部在石家庄办了全国高校党史讲习班，政教司老司长李政文亲自到会。他非常深入，教育部办讲习班他都到会。我讲四个单元的课，他每次都听，一次没落，当时不叫司长，不称官称，对李政文司长，我们都叫政文同志。其实他是老资格的教育部司长。还有一次我去四川成都温江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李政文知道就来电要求我路过西安，他说他们正在办教材编写班，编写组正在开会，让我又改道去西安讲了三次。头一天是正式讲，第二天是晚上讲，第三天因为早上10点上飞机场，8点到9点半多钟又讲了一个半小时。我挤牙膏地讲了三遍，李政文都在。这就是当时的学术气氛，人们都热心学习。

1982年暑假以后，我的借调到期。因有君子协定，当时廖盖隆想要把我留下，我说我可以推荐个人，都是我们高校的骨干，但不能把我留下。这年纪念七一大会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是两个平行单位，廖盖隆是书记。他在两个机构大会上讲话，表彰时第一个就提到我，表彰我一个是科研成果多，一个是教学质量高。当时廖盖隆有个思想，我们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研究党史的，因此行政人员、管理人员、资料人员都必须学习党史专业，否则你工作配合不好。当时编制的机构、行政和资料人员占的比例相当大，接近一半，而且里边有老资格。所以办班时，分甲班、乙班。甲班是高级干部，乙班是一般干部。一开始是两个人讲、三个人讲，别人都挺忙，就陆续不怎么讲了，把两个班都交给我一个人讲。所以开七一大会，他就说郑德荣同志教学质量高，教学效果好。因为我是高校去的老师，好多是党校来的老师，人家水平倒不低，比咱们还可能高，但是从讲课经验来看，他们没有我丰富。

表彰以后不久，1982年的暑假我就回来了。我的党性修养比较好，全国思政课教师代表大会全省选一个，认为我是又红又专，听党的话，就把我选上了。我借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两年半，但是每学期中间都要回来。因为这边我还有三年制的硕士生。党委书记每次都跟我谈话说该回来了，原来说借调一年，现在都两年了。当时调动都知道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后院盖了四套房子，四间的房子，就是给我们这些中层预备的，房子盖了四套，都预备好了，要留下，这都有现成的房子。这是好条件嘛！但是那样的话，我当时也不敢说留下。

回东北师范大学后，我继续从事党史专业教学研究。1983年，我被教育部评为党史教授。当时第一批教育部批准的中共党史教授有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中国人民大学王淇、湖南师范大学谭双泉、东北师范大学郑德荣我们四人。1986年东北师范大学申请获得党史博士点，我成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我开始正式招收博士生。1986年以后，我的教学工作应该说主要是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从1987年以后，我一共招了12个硕士生，其余全是博士生。中间有两年停招，当时学校考虑我年纪大了，后来评了一个荣誉教授、终身教授。2004年以后，我继续招生。到现在，我总共培养的博士生有45人或46人。

培养博士生的要求和本科教学大不一样，最大的差别是它必须以博士生导师深厚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为基础。没有这个支撑，培养博士生质量上不去。尽管你努力往好的方向培养，学术水平没达到那个境界，没有科研的支撑，那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个，你给学生的讲课质量才会上去，讲课内容才能新鲜，学生的科研能力才能提高。

我是老教员，但从来没有把去年讲稿拿过来再讲，老讲稿不能年年讲。说得难听点，好多年我没有讲稿，因为我对外讲学习惯了没有讲稿。大连那年讲习班挺有意思，讲完了以后，人家都把讲稿印发给个人，让个人带回去。我没有讲稿，人家说你没有讲稿怎么办啊。只能找了两个年轻人，根据我讲课的记录赶快整理，我又看了一遍，才印发讲稿发给大家。后来培养博士生就更没有讲稿了，有讲稿我也不能照本宣科年年讲，那我讲不好课。我照本宣科讲课的质量，从来都不理想，学生也给我反映。我撇开稿子讲，还能够讲明白清楚一点。我现在的博士生，他们都有体会，确实如此。

二、我的党史研究主要领域

对待科研，我特别注重学术研究。80年代以后，特别是我招收博士生以后，我的科研力度加强，出版成果比较多。我满60岁从学校副校长职务退下来，当时在干部大会上就明确表态，说过去一届我是做了副校长的工作，如果说有一些成就，主要是上边校长、下边两个处长的努力、支持，我自己的业绩微不足道。但是我有一个志向，我退休以后10年间，要出10本书，培养10个博士生。当时的干部听到以后心想，郑校长这雄心勃勃，还要写10本书，有可能吗？都是这么个心理。但是，后来远远不止10本！到底多少，我也没有具体统计。总的来说，从80年代初到现在为止，我出版的书近40本，发表的文章230篇以上。

从内容来看，我出版的书主要有四大类。第一类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有10本。这里边有史的、有论的，有专题的、有综合性的，4类10本书。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有的是两个人合作的，有的是四五个人写的，我都是主笔、主编，个人专著也有。第二类是教材。作为教育部已经采纳的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出了5版，发行100余万册。《中国革命史教科书》是教育部师范司委托高教出版社组织的全国师范院校的教材。当年大编教材，全国出版的中国革命史有130多种，但是质量都很粗糙，都是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教育部感到质量保证不了，而且师范专业应当学习得更深更好一些，就组织编写组，聘我为主编，谭双泉为副主编，还有陶凯。我们几个人写了一本书，50万字左右，作为全国通用的高师院校专用教材。还有一本教材《中共党史教程》是全国广播教育用的书，用了将近20来年，后来因为太老了，又没修改，就不用了。这本书在全国广电教育系统的影响也很大。第三类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类的书，主要有3本。一个是50万字的《天地中国》，是写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中国共产党胜利前后的对比。一个是《国情道路现代化》，以现代化为核心，从中国国情出发，围绕选择中国特色道路，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分析。这本书是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全国重点图书，也获得了教育部的奖项。再一本是《三次历史性巨变》，主要研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即新中国成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类是工具书，主要是大事记、大事年表，就不多说了。

这些书和我研究的方向相关。我自始至终没有动移的一个研究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还有一个研究方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论，既有历史考证，也有理论性的分析，所以叫史论，属于断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80年代还是禁闭的难以研究的一段历史，而且毛泽东探索的新中国头三十年也不好写，我只得把精力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随着历史的推移，研究环境变了，我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延续和扩展下去，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了。在历史方面的研究，我把新民主主义论扩展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那就是跨越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时代了，整个90年的历史都有了。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也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解放。

我发表的230多篇文章大致是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展开的。在80年代，我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系列文章，后来因为这一段历史的考证难，也不容易发表，就放弃了。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央党史研究室号召党史研究重点应放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就往这方面投入精力，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方面的成果最多。

这些成果的一个特点是根据第一手文献资料进行独立思考，重视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研究。因此，我写出来的往往原创性比较强，独到见解比较多，不像有些文章人云亦云。在具体写作风格上，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成果多，不单纯是史料史实，也不单纯是理论分析，二者结合的比较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历史考证性的成果。

比如，关于宁都会议召开时间的纠正。老的“历史决议”里边写的是1932年8月，这个决议是胡乔木主持写的。据胡乔木的回忆，当时提到宁都会议没有时间，有人提议要有时间，大家没有历史考证，根据回忆就写了1932年8月。没有想到，这给党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公案。好在现在党史工作者给予更正了，这个很好。胡乔木在回忆录里肯定了我更正时间的这个事。我查阅了原始档案，在开会前的5天以内，中央苏区、中央局和前线，还来回通电报商榷这个会议的地点和时间。本来计划要在瑞金开，后来发现了前线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传达和落实，按照他的军事计划落实，苏区中央局是“左”倾，不同意他的计划，所以就着急了。这个会如果在瑞金开就比较慢，前线周恩来得回来，所以9月29日还打电报说恩来同志是否从前线已经返回，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动身了，我们就在前线开。我看了1932年9月29日、9月30日、10月1日三封电报，最后那个电报说如果没动身不要来了，在前线准备三天就能开，那就是10月初就能开。我以这个电报为依据，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汇报，他们采纳我的意见，说对，应当更正，现在我们是给中央写历史，人家有根据咱就更正。从此以后，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就按1932年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更正了。

我的著述还改变了周恩来通过宁都会议剥夺毛泽东权力的传统观念。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认为宁都会议以前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后周恩来是总政委，根据这个现象得出结论：周恩来是通过宁都会议剥夺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自己代替了毛泽东。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现象不知历史背后，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据查阅的历史材料，把这个观点更正了。宁都会议是“左”倾中央排斥毛泽东的一次重要会议，宁都会议第一次让毛泽东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回后方养病，又隔半个月免除毛泽东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所以一直到长征期间，总政委一直是周恩来，后来让给张国焘。周恩来当年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前夕、宁都会议前后，在前线军事指挥组织最高军事会议，4人组成，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军事方针、部署都由最高军事会议来定，而主要是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来就是很赞成、很支持的。宁都会议要纠正、批评、批判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作战部署，做了决议，为此周恩来还以个人的名义直接给上海地下党中央打了报告。一个是会议本身组织得打报告，一个是周恩来以个人的名义打的报告，提出他的意见，说前线军事斗争离不开毛泽东，中央决定了要让周来担当这个职务，但是他也要求毛泽东不能离开前线，至少作为助手协助指挥。言外之意，周恩来还得依靠毛泽东。这个电报说明不是周恩来个人代替、排挤了毛泽东，相反恰恰说明周恩来是在维护毛泽东的地位，但是他也得听中央组织上的决定。传统的说法是对周恩来的一种误解、误会。我为了澄清这个事实，发表过文章，讲这个道理，还是有理有据的。我是根据周恩来给中央的报告分析他的思想。

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更正。“文革”期间，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有个传闻说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给陈昌浩发了密电，要用武力破坏党中央，要求红军南下，否则的话就武力破坏党中央，当时盛传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哪来的呢？红四方面军某译电员在“文革”期间受到红卫兵小将的访问。他回忆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密电，不南下的话就武力破坏党中央。从那以后，红卫兵小将得了一个好材料，如获至宝，大肆宣传。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张国焘及其人》，里边也写了这一段。因为当时的气氛，张国焘已经是叛徒，那他的材料越说是叛徒越有价值越有用。他写小册子画上引号，变成二三百字，原文引用了，这个东西就可疑了。一个人能够把多年以前的电报原文背下来三四百字，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持着质疑态度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当时档案馆的利用部主任，后来的档案馆馆长，说实在是没有原始的电报，没有保存下来。那我就查别的会议记录，幸而查到延安会议的记录。延安会议是1937年3月21日到30日在延安召开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张国焘。根据会议记录中毛泽东和徐向前的发言，张国焘确实有密电。那么密电内容是什么呢？不像译电员回忆所宣传的那样，不是武力破坏党中央，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然，即使如此也是不好的，让毛泽东和中央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按照党内的历史背景，党内斗争就是残酷斗争，“左”倾的思想那也是错误的，但毕竟是和用武力解决中央、中央红军的性质不完全一样。我有这样一个事实根据，就向中央领导、中央党史研究室汇报，我谈的是有依据的，有说服力的，所以要改正。

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澄清。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修订《毛泽东选集》时也有人这么写，给它上纲上线了。我查的档案发现不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这么写的结论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西路军的组成，包括命名，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签署的意见。西路军当时过去了三个分散平行的陆军部队，为了一致对敌，需要在组织上协调统一，就是否成立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来统一这三支部队，来电报请示党中央。中央决定命名西路军，总司令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所以，西路军组成本身就是中央任命的，不是张国焘任命的。他们进军的方向也是根据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过河以后，想要往北打，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过不去。当时国民党的“二马”（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队成立前线指挥所阻击，几百里的沙漠地带，要想往北走非常困难。西路军给中央来电报请示怎么办。中央当时回电，说了两个意见；一种意见是可以向河西走廊前进，一种意见是撤回来，究竟采用哪个自己定。后来，西路军考虑既然西渡过了黄河，胡宗南部队封锁很严，强渡过河了，就别回去，干脆向河西走廊前进。向河西走廊前进，最后的结果是决定性的惨败，因为“二马”部队非常强，西路军没有后方供给。当时批判张国焘问题上纲上线，说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张国焘给西路军发电报了，说你们在前线作战，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后方陕北，他有这么一个指示。他的这个指示有两种分析，一种分析有道理，隔一个黄河，那儿的黄河是南北向的，西路军在河西，陕北在河东，距离几百里，还隔着黄河，后方供应不上，交通也非常不方便。但如果从反面推测的话，这是居心不良，意思是不要听陕北后方的，你们要单干，要独立作战，这样理解也可以。很多人就根据后一种理解得出一个结论：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但是我根据上述提到的那些电报，那些事实的根据，显然后一种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西路军不是受张国焘的指挥而组成并失败的，而是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这是一个非常敏感严肃、带有政治性的历史课题，我把它更正了。当然，我的更正也请示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并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的集体研究决定，不是作为我个人的意见。后来几十年间，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党史教师都知道这个改了的说法。事到如今，还有少数人不知道这个变化，还是按照传统说法，这很遗憾，很可悲。

三、党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希望

下面谈谈我所经历的和我所了解的中共党史学科的演变与学科建设的情况。东北师范大学是深居边远的东北地区的一个院校，对全国情况的了解很有局限性。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何沁教授就比我了解得多的多。从1952年正式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教这门课，一直至今，我也算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经历者、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者。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还是课程的改革变化，我是比较了解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来龙去脉的。

20世纪50年代初的高校，当时叫政治理论课的多，后来也叫马列主义理论课，两个称呼一个内容，实际上相同，现在多叫思想政治课。当年比较普遍的是政治理论课的提法，因为官方的语言、文件、开会都称政治理论课。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性质是中国高等院校共同的必修课。50年代的“老四门”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中国革命史。

成仿吾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调到东北师大任校长、党委书记以后，提出了三条办学要求，其中一个是向苏联学习，增设政治理论课。从1952年到1955年，东北师大为培养政治课教师，从政治系、中文系、地理系等几个主要文科系抽调八九十人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进修，大部分人参加了研究生班学习。其中，抽调六七个人学习党史。我那时在本科三年级第七学期，我们班也有抽走的，我学习排在前列，但因患有肺结核病，就不能去北京学习。这批人大多在1955年、1956年都回来了。1956年高校开始评职称，那个年代没有学位制，所以学历填表，我是空白，学士学位都没有，我学历最低。可我又是全国高校中共党史三个博士点之一的东北师大党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和奠基人。后来的研究生、博士生，大量都是我培养的。

1957年后，老四门课暂时停开，根据康生的意见，改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更加强调政治，更加强调阶级斗争。改了不久，曾经一段暂时停了，搞专题。1960年以后，正式开设中共党史课程。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5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主张高校政治理论课程改革，中共党史课要改为中国革命史。根据我的理解，他考虑的出发点是对大学生、年轻人讲党史，他们接受不了，对党的历史有距离，还是讲中国革命史更适合青年、大学生的特点。他的意见一开始提出时，遭到来自两个人的阻力。一个是李政文，他不同意，说中共党史课不能取消。他写个报告送给中央党史研究室，请廖盖隆转给胡乔木。廖盖隆也同意李政文的意见，所以就转给胡乔木。一个教育部主持全国高校理论课教育的李政文，一个党史研究室实际负责人的廖盖隆，这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所以就停下来了，不推进这项工作。到1987年，这个意见又提出来了，终于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认定，下达文件，“老四门”课变成“新四门”课，其中一个是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从教育部的角度来看，围绕中共党史课程，它先抓教材建设。1979年从全国的教材当中选出暂时使用的教材，接着不久就组织人马编中共党史教学大纲，连续三版。到1985年文件下来以后，落实面临的困难很大，高校的教师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停开党史课，为什么要开革命史、什么叫革命史，革命史和党史有什么不一样的之类的问题。

教育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1987年在长春东北师大正式召开一个会议，教育部事先准备了北大、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大等7个院校的代表发言提出意见。我以《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区别和联系》为题目的发言，后来在《党史通讯》刊物发表。这篇文章是我大会发言的提纲，关于党史和革命史课程的联系与区别，也就是回答什么是革命史，什么是党史，两者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这个意见被教育部采纳，后来编大纲、编教材就按照这个思路。解放军总政治部因为也要进行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在石家庄召开教材编写会议。教材编写会议把我那个发言翻印了给大家参考，说编革命史教材参照这个意见。当时，邵维正参加了这个会，他是总政编写中共党史教材的统编、主编。刚开完这个会后，他又到北京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征求中共党史正本初稿的专家意见会。胡乔木指示说中共党史正本稿子的审查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中央审查，另一方面要组织专家来审查。邵维正在会上见到我，介绍了石家庄会议按照我的意见编写革命史教材的事情。这就是从党史变成革命史的课程变化。

后来，中国革命史课取消，改成毛泽东思想课程。2006年以后，新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一级学科了。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下设的二级学科中，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成员大量是原来的中共党史教员。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离不开党史的背景和知识；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部分只不过是追溯历史的演变，重点还是讲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样，党史教员分化为二：一种是承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种是承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后一门课的教师构成是多元的，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等几个专业。

根据高校的课程分类，原来党史专业的教师除了在公共政治理论课里面分化为两部分外，还有少数高校开设党史专业课，招收党史专业本科生。过去，就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有党史本科专业。在东北师范大学的话，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现在，湘潭大学、延安大学、井冈山大学等少数高校招收中共党史本科专业了。多数高校本科没有专业，但有硕士、博士学位点。东北师大的中共党史硕士学位点大概是在1980年定的，因为我在1978年招三年制硕士生时，还没有学位的称呼。后来国家规定硕士学位后，我们才有硕士学位点。我招收的第一届三年制研究生于1981年毕业时，就按照硕士学位授予权来评审学位。到1986年，东北师大评上博士点了，在全国高校，当时仅有人大、北师大和东北师大三个党史博士点。因此，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后来主要靠硕士、博士学位点推动，因为本科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等少数学校才开设。

90年代开始，高校党史研究和党史队伍越来越萎缩了。中央党史研究室自然有一批党史人才，而地方党研室不做全国党史研究，主要搞地方党史。中共中央党校因服务干部教育的需要，开展党史研究，也有一批专家，自然也不成问题。高校因为设课的内容不一样，党史研究主要靠学位点。然而，随着教师的思想观念和研究兴趣的变化，对民主革命时期那段历史研究越来越淡化，如果说有点研究，也都是围绕现实问题了。你看高校有几个人写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著作和发表文章的？很少。当然，大环境变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也强调将党史研克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

另外，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属性很难认定，看法不一。根据目前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类刊物的趋向来看，现在对党史的认识比过去有变化，越来越侧重于研究历史考证性的事件和人物。不是这方面的文章，他不愿意发。许多历史考证的文章，涉及历史事件、重大会议、人物的考察。原来的党史研究内容充满了理论色彩，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改革开放前17年有些“左”的东西，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是不对的，需要纠正。但是纠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是不是就排除了毛泽东思想了？现在把毛泽东思想从党史教学和研究中剥离开来，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来开设，在学科分类上，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杂志上分类不给你作为党史研究的类别发表，而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来发表。所以，我写的大量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统计成果归类时，不是放在党史，都给我归类到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领域去了。

中共党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科，它的内涵应当是什么，现在认识上已经发生变化了。在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它归属于政治学，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全国的政治学刊物，很少刊发党史文章，主要发表政治学理论、政治制度的文章。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中共党史研究》刊物的趋向是纯粹研究历史的考证方法的文章。所以，中共党史是纯粹的历史学的一个部分，还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还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部分，归属不清。这造成研究内容的趋向就不完全一样了。现在的一种趋向是把党史的理论问题排除了。过去研究党史的困难是文献资料保密厉害，看不到材料，现在材料陆续开放了，直接间接地公布了好多。比如《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好多文献资料大批地披露出来，我们一般的研究也算够用。如果很好地运用这些文献资料，党史研究的问题也不大。现在的问题是研究成果的类型到底属于哪一种？如果偏重历史，自然属于党史研究。如果偏重理论，可能不被认为是党史研究。

我近些年出版的著作、文章，后来统计的归类都不给我归到中共党史学科。我是一名党史老教师，干了一辈子，都给我归到科社、马克思主义研究里面去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都写了大块文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给我发了。《中共党史研究》发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奋斗的历史本质》，因为我的文章侧重于高度概括的理论性文章，不属于历史事件、史实的考证，颇费周折，最后决定还是给我发了，并用黑体字在封面上印刷，算是认可了。

这些是关乎党史研究今后的趋向、倾向的大问题。我作为老的党史工作者、64年来从事党史教学研究的高校教师，在这个状况下，深感困惑，感觉很不理想。不像别的学科，放开手脚研究，发成果，发表意见，党史难度很大。党史既不完全是历史，又不能完全是抽象的理论。按历史，它是考证历史，我们写的题目只能是历史的事件、人物、会议等之类的。按理论，它是抽象的理论，我们写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校年年统计成果，我发表那么多东西，一分类，我的成果不属于党史专业，都划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边去了，给这个学科增分，我的这个党史学科没有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学科建设要抓教材。从教育部来看，先抓教材，抓编写大纲，他是从这抓，然后再课程设置。从中央来看，成立党史研究室的工作系统，有所作为，编写了党史正本。80年代初，我们第一次起草党史正本，长期艰苦奋斗，修改多少次，左一次审查，右一次审查，来回修改，马拉松式的写作。尽管如此，党史正本还是出来了。党史大事记也出来了，很细。这成为党史学科建设的基础资料、基础成果。毛泽东传、邓小平传，以及毛泽东年谱、邓小平年谱，党的文献都正式出版了。

学科建设需要有特色的研究机构支撑。东北师大党史学科建设的一个特色、一个重要平台是毛泽东思想所。我创建了这个所，一直是所长，现在这个帽还戴着，实际上研究所已经空了。最早叫毛泽东思想研究室。1986年以后，党史专业获得了博士点，东北师大校长郝水有一个英明的决策，说凡是有博士点的单位都要有一个研究所来支撑。今天看，这个意见还是很有远见的。根据这个决策，1987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扩大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提升了地位。这个所不是脱产的专门研究机构，是高校教学单位设置的研究机构，因此没有专门的科研编制人员，这叫系所结合。政治系后来扩大了，这个所和党史教研室结合，既是党史研究室，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这样的编制和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它成本投入低、产生效益高、成果多的特点。成本低是它没有专职的编制和行政管理一套班子，都是党史教师兼任研究人员。效益高是因为党史教师都有教学科研任务，特别是党史博士学位点的教师都能够专注于科研，多出成果。1991年国家教委委托上海一个机构对教育部所属高校147个社科研究机构进行总评估，评估四个维度、一个总分，我们的四个维度都得了第一，总分也得了第一。1991年国家教委发红头文件，给我们拨了一万块钱奖金。当时一万块钱是比较多的，要知道1991年国务院特殊津贴才一百块钱。但是，我们这个所没有专职人员，所以人员流动、新老更替对队伍稳定影响很大。我逐渐年纪大了，再加上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使它没有得到应有的投资、人员配备，所以就架空了，现在都是空名，有其名无其实。

在研究所，我个人成果最多。我出了30多本书，发表论文200多篇。80年代，我写《毛泽东思想史稿》时，东北师大党委书记黄彦平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很关注很欣赏我的《毛泽东思想史稿》。关于书名，他帮我研究叫什么好，我说我写的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他说这得由中央来出书，咱们个人哪能这么叫，不如叫史稿，史稿表示谦虚一些，所以就定了这个史稿的书名。这本书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体系的先河，过去没有，只有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的《中国革命史》。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手配发这本书的修订版，出版社给我寄来的一个科学报上是这么写的，所以说相当被重视。这本书1983年首次出版。在这以前，没有一本著作说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我把毛泽东思想按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串起来了，这就是我的贡献。当时也是分为诞生、形成、成熟等这么几个阶段，基本上和后来的决议是吻合的，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质量也不是很高，可贵的就是它是第一本。后来，我编写的《毛泽东思想论纲》分为上、中、下三卷，共157万字，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理论逻辑分成十五论，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一部。我承担了教育部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项目，写了全国第一本带有综合性的毛泽东思想概论的专著。这个概论的影响真不小，一些高校、党校的研究生都将其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参考书。国家社科项目“八五”计划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1996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著。新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作为一个学科开设，我是提前八年十年就写了专著。

在长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我出版了文集。《毛泽东思想新论》（第1-3卷）是我从教五十五年时出版的纪念性的文存。之所以叫新论，区别于过去出版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因为对人们常说的、习以为常的少写，我是从新角度写的新成果。逄先知给我写序，写了一些溢美之词，说我是全国著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之一。我不敢当，但说明在他的观念里，对我还是认可的。

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主阵地、工作母机，为全国培养了很多党史人才。正如我前面所言，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许多老一辈党史老师都有在人大进修学习的经历。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老师特别像胡华老师的一些著作、成果，我是认真阅读的。早年我介入中国革命史教学工作，就认真学习阅读他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书和参考资料。80年代初，胡华提议让我到人大党史系教师大会进行讲学，更是对我学术上的肯定和鼓励。虽然我很遗憾地没能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但作为一个老党史工作者，历来非常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的动向。何沁、何东、彭明、林茂生、杨云若、陈明显这些老教师，都跟我比较熟悉。我记得90年代有一次到教育部开会，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宿舍，他们知道了都来看我，还找了一个小面包车，有杨云若、陈明显等四五人陪我到西山游览一番。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是有历史溯源、有感情、有缘分的。近些年，我年岁大了，和人大更年轻的党史教师接触不多。明年是中共党史系成立60年，我希望人大对全国的党史学科建设能够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影响。

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中共党史学科只有继续加强学科建设，开展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工作，才能抓住历史契机，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我作为一名党史老教师，愿意继续贡献余热！

（本文注释从略）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创刊于201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含：中共党史系）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集刊，主要刊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内容涵盖中国共产党与现当代中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理论、历史人物、海外中国研究等各方面。体裁包括专题研究论文、历史考证、理论阐释、治学札记、学术动态、书评、史料文献等。设有本刊特稿、主题讨论、专题研究、他山之石、书评等栏目，并适当刊载一些珍稀文献和口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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