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有没有讲错话的自由？法国有位因质疑大屠杀数字获刑的戈尔尼施，到底怎么回事？

    这二天，其实是前二天吧，新闻热点往往热几天就过去了，时间能消磨一切，有谁还记得过去那么多人在激昂情绪中，护着、转着、不断复活的帖子？时间，既是杀手也是人类能够存续的良药。

    热议的事情，是宋庚一老师被举报然后被开除。这里面有好多角度和概念，择一、二。

传谣和告密

     我们这个社会对“传谣”和“告密”，持有截然不同的相反态度。

    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仿佛是无懈可击的政治正确。而一旦说到“告密”，却很暧昧，特别是“告密”变异成 “举报” 和 “汇报”，见不得光的行为，便登堂入室。

    去年年初，我们用“训诫书”辟谣，牺牲了吹哨人李文亮，今年年底，“我们”用学生举报、官媒声讨，开除了弱女子宋庚一。

    李文亮走了，可哨音里示警的新冠疫情，并没有跟着李文亮一起消失，波涛汹涌，看不到尽头。

    宋庚一被开除，当然，宋庚一远远不是第一个，她只是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恐怕越来越多的老师噤若寒蝉，不敢逾越教材一步，朗读课文最安全，编撰教材者，也要反复自查，以免惹祸上身。

自由度

    很多人转发宋庚一老师的上课录音，然后，各种分析，确认宋老师的前言后语，揭示出她真实准确的意思，揭露被断章取义的事实，更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史料证据，来证明宋老师言语有度质疑有据，且重点在于浩瀚事实中的一个细节点——人数。

     其实，我们可以退一步，再退一步，退到原点，老师有没有讲错话的自由？作为一个人（特别是她受过教育从事教学工作，每天在纸堆里工作），有没有提问的自由？有没有质疑的自由？有没有多讲一种角度的自由？有没有发起讨论的自由？

    有人举出了布鲁诺的例子力挺宋庚一，又有人反驳说，布鲁诺推翻地心说，人家有全套的证据和理论支持啊，可你宋庚一没有。

    布鲁诺是我们知道的被火刑烧死殉教的异端，布鲁诺之前难道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地心说吗？布鲁诺第一次对他身边的人说道“我怀疑地心说”那个时刻，他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全套日心说的证据和理论支持吗？难道布鲁诺的求证，不是从怀疑始、从发问始吗？

    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罢，都通过不断的发问、推敲、探索，才得以不断纠错、更丰富。而99%的发问、推敲、探索，可能都是错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老师有讲错话的自由吗？

    一定会有人说，老师可以讲错话，但是，如果关键史实讲错了，就是没有水平，就不配做老师。

    那好，假如老师讲错话了，而且是严重的失实，能做什么？一百种可能。

    学生可以发问、质疑，可以向老师、教研组、学校求证，可以开展讨论，组织专家讲座，教研组和校方可以和老师谈心，有关委员会可以审慎地走程序、综合地评估老师的资质，而不是以一次上课的一次失言，做出极端处置。

    一百种可能中的一种，学生选择了举报、网红选择了围剿、官媒选择了声讨，学校选择了开除。

    前面说的是，退到原点，假如老师说错了话。何况，这位老师没讲错什么话。

    也有人说，“要么有出处，要么别碰这个话题”。好吧，一共有多少不能碰的话题？

举报

     12月14日的课，学生董迅上课时拍摄，然后，剪辑了视频，举报了老师。宋老师12月16日被学校宣布“错误言论”开除。

     严歌苓写了一篇《举报随想》，她想到了河南鹤壁的一起举报事件，那件事情涉及到一位首长，那件事情的举报人张岳全在举报之后几小时被逮捕，上传视频到网络上的人叫牛洪，一天后被逮捕。他们的视频是原版，没有断章取义。

     二件事情碰在几乎同一个时间点，却是决然相反的剧情。

    支持宋老师的人们，愤怒地转发这位学生董迅的影像。事情在他，但不仅在他。

网暴、声讨、开除

    这位学生董迅举报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实更加可怕。

    不是说这种课堂私录、擅自剪辑、恶意举报不那么可怕，而是说，社会上总归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个体，但是，举报发生以后的发酵，最终在一、二天之内，致使学校把“过度宣讲”改为“错误言论”，做出“斩立决”的开除。

     假如这一切的环节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都是对的，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强化区分：教育与中国教育。

布鲁诺·戈尔尼施

    有人找出来一个故事，主人公也叫布鲁诺，布鲁诺•戈尔尼施（Bruno Gollnisch），说他曾经因为质疑二战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数字，还被判刑了呢。

    这里出现了新的概念和思考，简单说，就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有一个概念“历史否定主义”，因否认某些已经盖棺定论的严重史实而可能被治罪。这种情况，通常会和转移战争内疚、妖魔化敌人、提供胜利幻觉等相关，和伪造、歪曲历史相关，和重塑文化和公众记忆相关，和政治目的相关。而非仅一次有尺度有角度的思考、启发，或者，仅一次即便是失言或过度宣讲。

    换句话说，是否触碰到言论自由的边界，需要审慎认定。

    戈尔尼施的故事，有这样几个要点：

    首先，戈尔尼施是一位政治人物，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成员，有突出的鲜明的政治观点。

    其次，戈尔尼施的确说了，历史学家可以讨论死亡人数。但，他不仅仅说了这一句，也不是因为这一句话致罪。他有完整表达自己的鲜明的观点，被检方控告的那一段，是2004年10月11日，包括“人数”这一句。“人数”后面的话“至于毒气室的存在，取决于历史学家说出他们的想法”——他的文意——不否认在纳粹集中营中有数百万人死亡，但是关于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以及具体死亡人数，应该让历史学家“自由讨论”。不久后，他还有被认为言下之意否认大屠杀的声明。

    第三，戈尔尼施有过被停职的经历，2004年年底，里昂第三大学的校长要求教育部长停止他的教职，启动纪律处分程序，但，校长只是要求，然后，校长根据自己的权限，仅仅决定暂停戈尔尼施教授的课程30天。

    第四，因为戈尔尼施教授，有发生左翼和右翼学生的正面争吵，阻止进入课堂等冲突，并且发生警方到场干预，还带走了一名有过激行为的学生。

    第五，戈尔尼施2004年的言论，在2007年1月被判罪，里昂地方法院判处他3个月监禁缓刑执行，罚金5000欧元，2006年11月，他有缓和用语，后来，还有上诉，2009年他被最高法院裁定无罪。

    第六，戈尔尼施1995年到2014年一直是里昂的市议会议员；1986年到2015年一直是罗纳阿尔卑斯大区议会议员；1986年到1988年是法国国民议会（下议院）议员；1989年到2019年是欧洲议会议员。

    我想说的重点是，布鲁诺·戈尔尼施的故事，和宋庚一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不可能相提并论。但从戈尔尼施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程序的重要。

政治正确

    这些年，我们的确也看到这个世界上，政治正确走极端的一面。

    比如，二战犹太人大屠杀，有一个概念 “The Holocaust Industry”大屠杀产业，美国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Gary Finkelstein）2000年出版了这样一本书，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巴以冲突和大屠杀政治。

    芬克尔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母都是集中营幸存者，但他本人对大屠杀政治进行了冷峻的反思（不是质疑大屠杀），他 认为美国犹太机构利用纳粹大屠杀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用一句我不喜欢但特别形象的话，就是吃“人血馒头”。当然，他的观点，值得商榷，值得商榷的意思，不是说本文作者持保留态度，而是本文作者完全没有能力进行评判，泛泛说，任何观点都值得商榷。

     这里想说的是，同情犹太人的确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过度的政治正确会伤害冷静的理性的思考，使人们不仅不敢说一个“不”字，甚至不敢说一个“问”字，过度的政治正确有可能放大影响或偏离轨道。

     因为胆小，还要特别洗白，这里所谓的说一个“问”字，并不是赞同布鲁诺·戈尔尼施的观点。“千万次的问”，“远近高低各不同”。

     再比如，种族歧视、LGBTQ性少数歧视的政治正确，一当言论不正确，往往遭围攻，这些都有在伤害人们的自由和真实。

    扯到这儿，话题就太大了也太泛了，这又的确是我们不可能回避的、需要不断纠偏纠错的内容，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过度的不当的政治正确，特别是从人们说真话有顾虑，到不敢说真话，从不敢说真话到说瞎话。不管在哪儿，一旦走到虚伪造作的程度，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