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毛泽东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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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生于1893年1月27日。与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同龄。她少年时代，远赴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后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年宋庆龄32岁。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她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宋庆龄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的态度
我们知道，宋庆龄是一位政治热情很高而且非常积极能干的国务活动家。人们经常可以从报纸和新闻纪录片里看到她在国内外所进行的各种国务活动和开展的人民外交。她还是一位写作高手，常有一些具有独特文风的政论文章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实际上，她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看法至今都不难从她的文集、书信集以及有关报刊里找到。宋庆龄的好友、她生前就已经确定的传记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其所著《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和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判断。对于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
宋庆龄曾于1951年国庆节写过一篇《伟大的中国的三大运动》，对新中国初期的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给与了高度的评价。文中说，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其规模、范围和成就都是中国的悠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为未来的进展准备了基础》”（《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页）
同样，对于1952年发动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她也是积极拥护和大力宣传的。她在写给爱泼斯坦的信里说，“我认为我们刊物（指《中国建设》——引者）对于这一重大主题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
早在，她在为《解放日报》写的题词里就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使今年的新岁愈加显得喜气洋溢。但仍应拿刻苦耐劳的新精神从事于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9页）所谓“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是已经实现了的目标，而不是有待实现的目标。有待实现的目标是什么？那无疑是社会主义。当然，还有一些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还需要继续完成，但是，取得政权毕竟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根本标志。在《共同纲领》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它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的规定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作为一个立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家，她对此显然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宋庆龄在党的八大会上所做的致词里就说，“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她还说，“目前正在继续发展中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已经把土地所有制改变了。正在继续发展中的公私合营企业，已经把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了。国营事业和各种合作社，更在那里打下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36页）
至于一些人所一再提到的宋庆龄对于反右派斗争的态度，宋庆龄为1957年国庆节写的《中国的光明前途》一文中有关反右派斗争的一些论述：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右派对我们国家结构的基本概念，对共产党在我们全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努力和愿望方面的领导发动了进攻。这些右派分子看错了我国的情况和形势，完全利令智昏了。他们认为，他们能把我国人民带回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他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越过的那个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国人民的队伍是巩固的。生活的事实和党在这些年来给我们的教育使我们看穿了右派分子的歪曲和阴谋。因而，我们揭露了他们并且粉碎了他们。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过程，一场必要的政治斗争——为了保护我国的独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实际建设而必须经历的一场政治斗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从1957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直到10月斗争告一段落，始终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在此期间，她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把她说成是对反右派“不理解”、“想不通”的，这能说得通吗？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等党外人士非常信任，让他们三位参加了由毛泽东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还担任了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副团长。这样的礼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紧接着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1958年的大跃进。对于大跃进，宋庆龄也是热烈响应和坚决支持的。她在《解放十六年》一文中写道：
“自从1953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飞速进行。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制定。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自1958年党号召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来，这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工业性在正在合理地发布在全国各个地区。今天，中国除了能生产普通机床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能制造各种精密的、重型的、自动化的、半自动化的和特种机床，并以多种成套的的机器来装备机械厂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工厂。
“也是在1958年，全国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一种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是发展起来的、新型的社会组织。它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既组织生产，又安排社员生活。公社的行政管理机构与农村的基层政权合而为一。人民公社仍然实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目前，生产队（有时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有制是基本的所有制，但也有一部分是公社所有制，它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低63页）
这里显然表示了她对于1958年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充分肯定。，她还亲自视察上海郊区的“七一”人民公社，在那里和社员同吃（在公社食堂）同劳动（摘棉花），并且参观了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保健站。临别时她在田头对社员说：“今天虽然只看到了公社的一部分，但已经看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4-1555页）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工作人员在她的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应该说，宋庆龄虽然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她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却是非常真诚的。
最后，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让我们来看看宋庆龄在文化的革命期间的一些情况吧！
致信李云：“我昨天会见了阿尔巴尼亚贵宾，在和谢胡同志亲切交谈中，谈到了两国革命和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也谈到了如何培养下一代在革命化道路上的健壮成长。”并谓：“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革命原则的人民，他们在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直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哨，这次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不仅要热烈的欢迎他们，同时也要很好的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3页）
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实现。”信的末尾还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590页）
致信罗叔章，谓：“请你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为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你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宋庆龄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在致罗叔章的信中说，“谢谢你给我看的大字报。特别有兴趣的是江青同志一篇讲话，我应当向她学习。”（《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7页）
在给美国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的复信中说，“我饶有兴趣地获悉，正是由于对中国有如此大的兴趣，才使你支撑着一个范围广泛的研究课题。当然，那些教学工作者还有一个观点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阶级内涵。因此，如何表述这些事件，也必须基于阶级分析。”信中还说，“我真的希望在英国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并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我相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同上，第1721页）
在给廖梦醒的信中说，“近来我的邮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二三月间国外寄来的航空信，我两天前刚收到！更令人恶心的是，邮局里的一些坏家伙把一些反面的口号和漫画夹在我的信里。信封看上去没有拆开过。那些来信的朋友绝不会把这样可鄙的宣传品寄给我。干这种坏事的罪犯一定是隐藏在香港、广州或这里的一些敌人。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同上，第1734页）
写信给正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说，“对于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不可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1页）
1972年1月，宋庆龄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文章列举新中国二十多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是由于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带到了北京。文章说，“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文章在论及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时写道：22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个言行一致的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并且，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和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文章还说，“今天，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制度下，工业生产完全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今天的人民军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都起着支援的作用。”“在中国人民中间，到处都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到处都可以体会到团结的感情。”“正因为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对外政策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8-1749页）
从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如她以往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毛泽东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一样，她对于毛泽东所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的。她特别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她说，“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她称毛泽东 “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页）她也很尊敬周恩来。她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积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和错误路线。”“周恩来是毛主席的主要助手，协助毛主席建设了人民政权，医治了内战造成的创始，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开展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并且照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的工业。”（同上，第533页）她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态度显然与她对毛泽东的崇敬有关，当然更与她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有关。
学习宋庆龄的这个评价，我体会到她尊毛泽东为“举世无双的领袖”，从广度上看，是就全世界而言；从深度上看，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就是说：毛泽东不仅在二十世纪的全世界，而且在全世界的整个历史长河中，都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领袖。这就把上述那些客观评价都统统概括起来了，因而，比那些评价更全面、深刻、准确、完整和精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