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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盛顿邮报10月13日报道 陪审团周四建议判处尼古拉斯·克鲁兹终身监禁，他于2018年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杀害了17人。在克鲁兹的律师辩称克鲁兹的成长过程很不顺利，他的生母被指控在怀孕期间滥用药物和酒精后，克鲁兹被免于死刑。
这一判决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审判。在审判中，受害者亲属和幸存者讲述了2018年情人节大屠杀的痛苦细节。12名陪审团成员商议了7个小时，才对这起美国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案件做出判决。
陪审团指出，在每一项指控中，检察官都确定了加重罪行的因素，包括谋杀手段特别残忍、令人发指，但有一些减轻罪行的情节最终超过了这些重判因素。
在宣读判决时，许多受害者的父母轻轻摇头。一名陪审员拿着一张纸巾，擦去眼中的泪水。克鲁兹大部分时间都盯着一张桌子。后来，当受害者家属离开法庭时，一些亲属啜泣着，倒在彼此的怀里。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他迟早要付出代价的。”
这名枪手已经承认了17项有预谋的一级谋杀罪名，陪审团必须决定对每项罪名的判决。克鲁兹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暴行中还打伤了其他17名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帕克兰是一个位于劳德代尔堡的繁荣郊区，毗邻大沼泽地。
枪击事件促使帕克兰和其他地方的学生公开反对枪支暴力，引发了学生领导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控枪运动。19岁的克鲁兹在校园里开枪，这也使得在全美范围内，学校加速推进安全和安保措施，并引发了关于在教室里给教师配备武器的争论。
尽管审判的目的旨在帮助在克鲁兹滔天罪行下破碎的家庭和将要终其一生医治创伤的学生，但它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的讨论，以及社会是否应该对那些可能因产前可能接触酒精而导致智力缺陷的杀手表示同情。
陪审团在第二天的审议开始后，仅15分钟就做出了裁决。周三晚上，经过大约七个小时的讨论，陪审团给法官伊丽莎白·谢勒（Elizabeth A. Scherer）发了一条信息，称“我们想看看那支AR-15。”
这条信息引发了关于是否可以将武器送入陪审团室的混乱。当法院官员努力澄清此事时，法官决定让陪审团解散休息。周四上午，法官和警局同意将武器送到陪审团室。几分钟后，陪审团宣布已达成裁决。
在克鲁兹的审判过程中，证人给出的证词令人毛骨悚然，潸然泪下，其中包括他如何手持AR-15步枪在学校走廊里游荡，近距离射杀一些受害者的视频。陪审员们还参观了被袭击学校的侧翼，看到了枪击事件发生后多年来基本未动过的教室。
在周二的结案陈词中，检察官指控克鲁兹多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他的袭击，他们说，他以无情的精确度实施了袭击。
布劳沃德县检察官迈克尔·萨茨（Michael J. Satz）说，在克鲁兹袭击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学校之前几年，他就开始研究其他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1999年科伦拜恩高中袭击案和2007年芬兰一所高中枪击案。克鲁兹在袭击发生前一年购买了这把步枪，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逐渐积累弹药。
克鲁兹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他走进这所学校的三天前，他制作了一段视频，发誓要成为“2018年的下一个校园枪手”，为自己的计划埋下伏笔。克鲁兹选择在情人节这天实施袭击，他在学校“1200翼”的三层楼里四处扫射受害者，有时在扣动扳机前把武器直接按在他们的身体上。
萨茨对陪审员说：“证词揭示了被告无法言喻的、可怕的残忍和无情的冷血。这个计划指向明确，经过了细致的谋划。这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屠杀。”
但克鲁兹的辩护律师敦促陪审员饶他一命，称他是一个“大脑受损、精神失常的人，而这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鲁兹的辩护律师声称克鲁兹患有与胎儿酒精谱系障碍相关的“神经障碍”。包括医学专家和克鲁兹的一些家人在内的辩方证人作证说，克鲁兹已故的生母布伦达·伍德德（Brenda Woodard）酗酒，在怀孕期间滥用毒品，包括快克可卡因。
克鲁兹的首席辩护律师梅丽莎·麦克尼尔（Melisa McNeill）告诉陪审员：“他真的是在布伦达的子宫里就已经被下毒了。他在子宫里命运就注定了。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我们会杀死脑损伤、精神疾病、精神崩溃的人吗?”
为了避免死刑，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决定。麦克尼尔在结案陈词中直接对陪审员说，他们需要用自己的“心”做出一个“道义决定”。她恳求陪审员们在做出决定时多花点时间，说他们的余生都要面对这个结果。
麦克尼尔是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她说：“佛罗里达州想让你仇恨、愤怒和复仇，因为如果你处于这种状态，你更有可能把那个年轻人送上死刑。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告诉陪审员，我们不能基于激情、情绪或愤怒做出决定。”
麦克尼尔补充说：“判处尼古拉斯死刑除了复仇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死罪法律，检察官必须证明“加重因素”促成了克鲁兹的犯罪。这七个潜在的加重因素包括：被告以前是否被判犯有暴力重罪；被告在知情的情况下给很多人造成了巨大的风险；以及/或一桩谋杀特别“令人发指、残暴或残忍”。
尽管克鲁兹此前没有暴力犯罪记录，但萨茨表示，34名受害者中的任何一人被谋杀或谋杀未遂都符合犯罪记录。检察官还认为，克鲁兹已经不再是该校学生，因此进入学校时已经犯下了入室盗窃罪。
克鲁兹在6分22秒的狂怒中总共发射了139发子弹。法医证实，一些受害者身上有防卫伤，表明他们是在求饶时遭到近距离枪击。
陪审团被指示考虑41个“减刑情节”，即使他们发现有加重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应使他免于死刑。布劳沃德县巡回法院法官谢勒说，这些问题包括克鲁兹在成长过程中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心理保健，他是否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以及他是否因目睹养父母的死亡而受到精神创伤。
法官还要求陪审员考虑克鲁兹是否“在被监禁的情况下继续努力自学”，还是“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作证期间，克鲁兹经常低头坐在桌子上，双手放在额头上。在证词最生动的时刻，受害者的父母有时泪流满面地冲出法庭。在审判过程中，当弗雷德·古滕贝格（Fred Guttenberg）讲述他14岁的女儿杰米（Jamie）在枪击中丧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时，克鲁兹的一名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也哭了。
但并不是所有受害者的亲属都主张判处克鲁兹死刑，甚至在他应该死还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问题上，同一家庭的一些成员也出现了分歧。
“在过去的四年半里，我一直害怕审判的这个阶段，”罗伯特·施特鲁普（Robert Schentrupr）在7月审判开始时在Twitter上写道。他的妹妹卡门（Carmen）在大屠杀中丧生。“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会告诉我，报复会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正义’和‘治愈’。现在，电视上的权威人士将援引我妹妹的名字来支持谋杀另一个人的行为。”
“你不能一边说谋杀是十恶不赦或不可原谅的，”罗伯特补充说，“一边又提倡杀死别人。”
“我爱我的儿子，但不同意他的说法，”他的母亲阿普丽尔（April）转引他的推文回复道。“如果警察那天恪尽职守，枪手早就被击毙了。既然他们当时没有做需要做的事，那么这次就让法庭做正确的事吧。” 根据死刑信息中心（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的数据，佛罗里达州已知的第一起州处决发生在1827年，当时一名男子因谋杀罪被处以绞刑。但在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死刑是“残忍和不寻常的”，实际上是在全美范围内暂停执行死刑。
1976年，法院恢复了这一做法。三年后，佛罗里达州成为第一个执行非自愿处决的州。根据死刑信息中心的数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佛罗里达州总共执行了99起死刑。
在佛罗里达州，所有死刑判决都可以自动上诉。
在审判过程中，检察官要求陪审员不要对克鲁兹的行为表示同情，称他的行为是有预谋的。萨茨认为克鲁兹的行为符合更广泛的“反社会行为”模式，而不是精神疾病，检察官指控他有“控制人格”。
萨茨说，克鲁兹对纳粹的万字标志很有好感，他在枪匣的两侧和枪击当天穿的靴子上都画了万字标志。萨茨说，克鲁兹还表达过“对女性的仇恨”，并有发表“仇恨、种族主义言论”的历史。
“如果你的背包上有F（种族歧视）和纳粹十字，你走在高中里，谁才是那个横行霸道、欺凌同学的人？”萨茨问道。
但克鲁兹的律师麦克尼尔说，他的故事远比一个充满仇恨的青少年下决心暴力要复杂得多。
麦克尼尔说，除了酒精和可卡因，克鲁兹的生母在怀孕期间还吸烟和卖淫，损害了他的大脑。然后她把克鲁兹送去领养，在克鲁兹3岁时，一名儿童心理医生告诉克鲁兹的新家庭，他有严重的问题。 克鲁兹的养父在他上幼儿园之前就去世了。他的养母曾向警方报警逾50次。尽管克鲁兹的收养家庭住在劳德代尔堡郊区的一个宽敞的房子里，麦克尼尔告诉陪审员，他的房子的大小不能掩盖他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创伤。麦克尼尔说，克鲁兹经常气得砸墙、杀动物。 麦克尼尔说：“住在帕克兰45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并不意味着你的生活就会好。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好，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有所有的记录。” 但检察官反驳说，克鲁兹的成长并不像他的辩护律师所说的那样混乱。萨茨说，一名控方证人描述了他的养母，她于2017年去世，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尽了最大努力抚养他。 检察官还反驳了辩护律师的说法，即他的生母在怀孕期间涉嫌酗酒和吸毒是他行为的罪魁祸首。 萨茨在结案陈词中说：“无论他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是否吸毒，都没有把尼古拉斯·克鲁兹变成一个杀人狂。被告有一个杀人计划，他公开讨论过这个计划，并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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