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阿伯特 | 费孝通的两村
摘要
他毫不隐讳地抛弃了所谓的工程模式以及其独立的专家，并且坚信学术研究是改革过程的一部分，而不应该孤立存在于这一过程之外。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经典立场，但它也遵循这样的观念：社会的进程是价值观的进程，因此社会科学要做到完全不受主观价值的影响，这不但是困难的，从逻辑上来说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阿伯特教授在1999-2002期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自2000年起担任国际社会学最顶尖的杂志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主编。代表作《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等。
费孝通的两村
费孝通出生于清朝末年。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国历经了革命、战争和外敌侵略，见证了帝制、共和制以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家体制。到他临终时，中国已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变革，而他自己的人生也经历了种种变故。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前后的一致还是差异呢？
至少就费孝通而言，大多数读者看到的是差异。在他们看来，早年的费孝通是一位深受西方影响并致力于乡村研究的学者，第二个费孝通不得不适应新中国的变革而从事通俗写作，第三个费孝通则是一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使社会学在1978年后的中国重获新生。但费孝通本人看到的却是一段连贯的发展历程，而不是一个个片段。因此在阅读费孝通的作品时，我们必须兼顾这些近乎矛盾的观点。
图为1997年7月，费孝通参加香港回归主权交接仪式后，到郑州越秀学术讲座谈“香港归来话回归”之余，在书店小坐。[图源：Tencent]
由于语言的限制，我们只能了解早年的费孝通，上文提及的兼顾则因此变得尤为困难。正如笔者所说，评论家必须严谨缜密，因此他们只参阅那些以某些语言发表的文章（英文、法文以及部分西班牙语）。否则，他们必须依靠翻译。费孝通1945年后就鲜有英文作品问世，而他后来的著作仅有少数被译成英文。尽管只能阅读其早年受西方学术影响完成的著作，但我们对他的理解不应因此受到制约。这些书目仅仅是他整个学术生涯和生活的一部分。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中国沿海位于苏州南部的吴江。他的族人多属当地的小乡绅阶层：小地主，职位较低的官员，以及数量不菲的教师。费孝通就读当地的中小学之后升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后转入燕京大学——北京最好的教会大学。费孝通师从受美国学术训练的吴文藻先生，很早就选择攻读社会科学。他也深受史洛克格罗夫（史禄国）、罗伯特·E.帕克等外国学者的影响。
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随后二人前往广西研究当地的瑶族。由于在瑶山迷路，费孝通不幸陷入捕虎陷阱并身受重伤，而他的新娘则死在了为他求助的路上。经过了一段痛苦的恢复期，费孝通在离家乡不远的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他的姐姐是当地生丝合作社的推广专员。经吴文藻先生的引荐，他随后到伦敦政经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进修，师从晚年逐渐倾向功能论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根据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并最终著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在费孝通1939年回国后出版，他以此书纪念发妻王同惠。
随着日本发动对华侵略，北京的社会学家迁至云南西南部的昆明，而费孝通很快成为了教授、系主任，并负责数个研究项目。一部跨越三个村落的比较性民族志为1945年出版的《云南三村》奠定了基础——费孝通考察了一个村落，而他的学生张之毅考察了另外两个村。受美国国务院的资助，费孝通于1943—1944年间访问美国。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积极并有创造力的国家，尽管它同时也无情而冷酷。
20世纪40年代末，费孝通一面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一面进行大量的通俗写作，并在中国民盟任职，从事政治活动。他在昆明侥幸逃脱了国民党的暗杀，随后再次远渡重洋造访英国，观察战后社会主义的兴起。正如大多数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费孝通面临着革命后的思想改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形成的学习和小组讨论。与此同时，社会学被取缔了。这不仅因为苏联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不需要社会学，而且因为党内对非共产党的社会学体系的政治观点持怀疑态度。费孝通的事业也与他的既定方向脱轨了，其工作重心被转移到少数民族事务。尽管他的部分公职被保留，但发表的作品少之又少。“百花运动”期间，费孝通由于为社会学的重建据理力争而被打成右派。他公开做了长篇的自我检讨。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几乎销声匿迹，并在60年代末期经历了两年的劳动改造。然而，到了70年代末，社会学在费孝通的主导下得以重建，而他作为法官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则标志着其个人地位的回归。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领袖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特别以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论述而闻名，并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于2005年与世长辞。
青年费孝通在魁阁。[图源：Tencent]
《江村经济》记述了费孝通1936年在开弦弓村为期两个月实地调查的结果。其中的章节列举了20世纪早期人类学的经典话题：家、财产、亲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贸易和资金。最后一章则针对中国的土地问题进行了激昂的论述。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并且按照费孝通的要求于1963年停止了英文出版及出售。不过，它在“二战”期间两次被译成日语，并最终在社会学得以重建之后被译成了汉语。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引言所强调的，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其翔实的描述和丰富的细节。我们从中得知了小媳妇婚姻（在其他地区被称为童养媳），即夫妻把一个女孩作为儿子的媳妇从小抚养到大，以避免结婚时需准备昂贵的礼物和仪式。书中谈及逝者要被供奉五代（五代后，棺材及其内部物品即从祖坟移出给后人让出地方）；三种当地的历法（西历、阴历和阳历）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联系，以至于当地人必须买一本“小红册”来正确履行他们的传统。虽然民国政府为了实行西历已经将这本册子定为非法出版物，但村民依旧购买非法印制的版本。诸如此类的意想不到的结果阻碍了国民党其他政策的实施。规定男女具有平等继承权的法律仅仅导致了土地所有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分散。保甲制度（作为一种管理结构和反共动员的手段）的重新施行由于与当地既存的社会结构毫不相关而注定失败。
尽管我们了解这些和很多其他有意思的事实，这个村子依旧不能与马林诺夫斯基学说的功能论完全契合。诚然，从表象上看，这里确实存在着“正常运转”的乡村生活，但村落所受到的来自民国政府以及国际市场的冲击影响了乡村生活诸多的限定因素。这本书继续在历史背景中提出它的问题，而当书中的讨论进行到农业、土地占有以及工业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完全置于其历史时间和地点的村落生活。
尽管村落的稻田面积很大，但村民们不能仅以农业为生。堕胎和杀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当地的人口，但遗产的分割注定了即使是那些拥有大量家产和众多子女的家庭也将不可避免地滑回到贫困的均值。过去，当地丝绸业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收入，但由于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以及与高质量、低价格的日本丝绸进行竞争，该产业当时已经濒临瓦解。丝绸和大米价格的浮动常常导致村民无法支付税款和其他需定期上交的各种费用。他们必须求助于高利贷者（当地高利贷者是“Sze，剥皮者”；第279页），而由于每月的利率超过50%，他们很快就丧失了土地。地主所有制因此迅速蔓延，而村庄则陷入绝对的贫困。以合作工厂的形式进行丝绸工业的改革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但这也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后果：许多妇女失业再随后外迁，以及由于许诺的利益久未兑现而产生的普遍性的失望。
像毛泽东、梁漱溟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费孝通认为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这本书以相同的断言开篇并收尾：农村饥荒的问题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在当前形势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但费孝通有一种杜威哲学式的信念，即信息足以产生变化：
对人民的实际状况进行系统的陈述，将使国家明白那些恢复群众生活所必需的政策已经迫在眉睫。这不再是哲学思考和推断的问题，更不用说是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基于可靠信息的常识性的判断。（第5页）
这是进步主义和费边主义的信条，其影响在书中的用词里清楚地体现，如“形势的定义”，“缺乏调整”，等等。当费孝通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批判时，他自我检讨中的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甚至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对的。当农村需要借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地主和高利贷的出现是必然的。”（第284页）
这是一本无情地批判当时事态的书，而批评家们从书中挑出这句话也许是不公正的，但他们却因此指出了芝加哥和英国功能学派的后进步主义社会学的中心问题。虽然艰苦的民族志工作使这些学者得以戳穿并批判殖民主义和其他统治形式的某些虔诚的思想，但他们的分析缺乏对行为的解释。芝加哥学派的生态隐喻和功能主义者的系统抽象也许“解释”了许多社会行为，但这使得它们的实践者倾向于将这些行为视为“自然的”，而事实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
晚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江村”的原型）石桥上。 [图源：Tencent]
《云南三村》比《江村经济》复杂得多。这本书的比较性设计旨在明确地揭示《江村经济》一书中隐含的动态。这本书研究了三个村庄，其中一个有小工业而没有地主所有制，一个有发达的农村工业，另一个则是与当地城市中心相邻并受其影响的混合类型。费孝通负责整个研究的方案设计、结论以及第一个村落的调研。
费孝通的前一本书（《江村经济》）依托于较为单薄的事实依据：仅两个月的调研工作以及对某些关键的且很可能来自精英阶层受访者的过分依赖。但是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所著的篇章（对禄村的研究和结论）表现了对于数据更为审慎的筛选以及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引文、预算等。书中再次囊括了很多有趣的细节，特别是精心策划的集体性的放慢种植以及其他农业工作，以缓和劳动力需求。他发现了一个极小的、过着勉强糊口生活的闲暇阶层。这个阶层全部由男性组成，因为妇女被简单地视为农场劳动者：“［男性的闲暇］是通过家中妇女的劳动减少小农场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的。”（第74页）这幅闲暇阶层的画像以及其愿意以明显的享受为代价换取无所事事的心态着实令人难以忘怀：“如果我在田里干活，这只会节省我们30分钱（相当于雇一个劳动力）。如果我明天不抽（鸦片），我们将节省同样的数目。所以我不会下地干活。”（第82页）
起初，禄村似乎对那些更大的改变着开弦弓村的强大社会因素具有某种免疫力，尽管其基本条件与开弦弓村相差无几：可分割的遗产和人口的过剩注定了任何家庭都将随着时间推移沦为赤贫（这甚至包括那些在城里事业成功的返乡者，而开弦弓村没有这种人）。可是这种机制在禄村并不存在；地主阶级没有在这里迅速出现。然而，人口的外移正在造成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随之而来急剧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读者渐渐明白（费孝通仅仅一笔带过），禄村不久前失去了其基本的经济作物（以及享乐的来源）：“在种植鸦片被定为非法前，禄村曾出产质量极好的鸦片，因此村里人使用毒品不需要花钱。”（第104页）即使费孝通的计算夸大了两倍，村里38个瘾君子花费的金额也相当于该村生产的全部水稻现金价值的20%。通过农业结构的持续调整以适应外界的法律变化，这才是禄村即将到来的变革背后真正的动力。
相比《江村经济》，《云南三村》更能捕捉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能主观地感知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们过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并以一种熟悉的、坚忍不拔的方式活着。另一方面，那个世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剥削和麻木不仁。当妇女在田里干活时，丈夫则在吸食鸦片。穷人家吃晚饭时屋顶塌了下来。穷困潦倒的劳工的尸体被扔去喂狗。人们能明白，为什么有些革命者对一个能够眼睁睁看着这一切而丝毫不被激化或感到愤慨的研究者没什么耐心。
诚然，费孝通的结论是相当激进的。他描绘了导致财富集中的诸多因素，指出了权力和暴力对于这种财富的集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与之并行的有市场因素、遗产继承的实际运作以及维持着农民贫困惯例的杂税费用。他提出了一个补救办法：农村合作产业（rural cooperative industry）。然而，在这一切中，他遵循了一个社会科学的工程模型：“我们坚信科学知识应该帮助改善人民的生活，并指导我们未来的行动。”（第313页）曼海姆认为，对于一群有见识的公众来说，社会科学家是深思熟虑的导师，费孝通引用了曼海姆的话：“直到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采纳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概念和结论,以取代那些目前仍然决定他思考人类事务的神秘法则,否则不可能有有效的民主。”（第313页；引自曼海姆，《时代诊断》［London: K. Paul，Trench and Trubner］，1943，第5页）
但费孝通的补救方法缺乏有效的实施方式，他实地调查的研究结果也难以支撑该方法的观点。此外，对于有思想的大众而言，这一观念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听起来都高尚却幼稚。与此相反，共产党人从一个前提出发，那就是当时的情况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他们根据这一前提以及另外几种神奇法则推断出了一套对于农民生活的分析，以此发动了整个农民阶级，并指挥了一个有战斗能力的党派，在40年之后彻底改变了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仅仅是宏观社会因素的自然结果，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无疑是荒谬可笑的。如果我们相信社会生活是自然而无法控制的，那么它就会如此；否则它就不会如此。
1993年6月，费孝通考察山东乡镇企业，在途中休息的宾馆中读书。 [图源：Tencent]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审视费孝通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呢？对于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关于压迫的故事。费孝通以一位标准西方学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并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尽管他快速地左倾，但是这在共产党看来还远远不够，因而最终他被迫公开放弃自己的观点。经历了多年的默默无闻后，费孝通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出现，并承认了同自己早年著作的部分延续性，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将它们否定为不够“实用”，而在许多人看来他指的是它们“在当下的官方立场中不够政治正确”。相比之下，从1980年后费孝通经过翻译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回首往事的视角，而这一视角正侧重于他早期著作的缺陷：缺乏对主观自由意志的任何分析以及其中规范性和政治性论点总体上的不足。他毫不隐讳地抛弃了所谓的工程模式以及其独立的专家，并且坚信学术研究是改革过程的一部分，而不应该孤立存在于这一过程之外。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经典立场，但它也遵循这样的观念：社会的进程是价值观的进程，因此社会科学要做到完全不受主观价值的影响，这不但是困难的，从逻辑上来说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撇开政治波及的幅度暂时不谈，就单纯的思想史而言，费孝通与其他西方学者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政治的大潮也席卷了西方。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不少著名的杰出学者都曾为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回船转舵。1890年至1910年间美国的经济学界对于资本主义批判者的肃清正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对于社会学家的肃清一样，诚然，尽管美国人不过是把过于激进的经济学家赶到更为温和且与学术界无关的“西伯利亚荒原”，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恰恰是被贬至那势单力薄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学系任职。
但是这涉及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人应当活在一种高度一致且积极进取的生活中，这只是一个特定群体在一类特定社会中所拥有的人格理想——在19世纪的西方社会中，精英们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条件去展望乃至有时能够去实现这一理想。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一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自我，甚至在同一段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间隔中亦是如此，这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正常的。这种“一致而进取”的人格理想的确在世界的许多角落都能引起共鸣，但许多社会也承认甚至看重那种充斥着复杂和不一致的生活：背叛和皈依，分工和一心多用。一个人的“口是心非”对于另一个人来说不过是“适度的调整”。只有在正式的人物传记中，这些多个并相继出现的自我才能被合理化并整合为一个特定的、趋于进步的人生轨迹。
费孝通在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都曾抗议他的西方朋友替他发声的行为。在回应卡尔·魏特夫对《中国士绅》的评论时，费孝通写道：“魏特夫的策略相当卑鄙。他试图将我置于一种很难为自己辩护的境地。如果我写些什么来反驳他，他可以说我没有言论自由，缺乏道德意志。更糟糕的是，他不仅编造谣言和指控，还自称他比我自己更了解我内心的感受。”（《相遇》第6卷，第2期［1956］，第69页）
但到了1980年，费孝通在接受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时对听众说：
解放后，我受到了少数民族热烈的欢迎。他们对我很真诚，这让我感觉在和我的亲人交谈。这不过是因为我研究的人们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让他们的梦想照进现实。因此，所谓“研究者”和“调查者”、“研究对象”或“被调查者”等术语便不再适用。事实上，双方在携手合力地观察并解释当下的社会现象。（《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第15页）
尽管他曾质疑魏特夫替他发声的权利，但费孝通本人在为中国少数民族发声时似乎并无顾虑，而他的言语则不时地向着一个可以被看作相当不祥的方向偏离。
我们试图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事物、研究理论，即为了少数民族开展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确凿的依据，为了提出对少数民族有利的建议……如果我能展望不太遥远的未来，这个宽泛的学术分支［人类学］的目的就是使大众充分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并按照既存的社会规律组织他们的集体生活，并帮助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同上，第14、19页）
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张极权主义的蓝图。而换一个角度，这与美国学者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中的言论相差无几。的确，人们可以说这两篇不过是正式的声明，而区分费孝通和杜威的是“既存的社会规律”“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们的梦想”和“少数民族的利益”等说法中假定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是极具争议的。
现代社会科学的重大见解之一，就是这种对差异和相似性的逆向思考是没有定论的。但正如所有的见解一样，它同样有着不可逃避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生活单纯的观望是不存在的。无奈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其中。
〇本文节选自安德鲁·阿伯特《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王桐、陈嘉涛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23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中的塑像，拍摄者为张冠生。[图源：Tencent]
〇编辑 / 排版：阿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