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苇菁 | 建立婚姻纽带
专题导言
如果从今人奉为“五四”的进步史观，看前现代的包办婚姻，妇女尽是饱受压迫的被动接受者，那么如何从层峦叠嶂的史料中，重构妇女的声音？如贺萧曾说：“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随着性别研究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视野，21世纪的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历史现场，重审今人不曾言明的预设。
本专题聚焦所谓的“中华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时期（约17世纪至19世纪），横跨晚明至清中叶。这时期于本专题有四大特点：（1）“情教”对文化生活的渗透；（2）城市文化对日常的形塑；（3）“贞节”之风对婚姻形态的影响；及（4）闺秀们（尤其是扬子江下游，即所谓“江南”）广泛的写作、印刷、结社、出游活动。很大程度上，第（4）点也限制了本专题乃至明清妇女史研究的材料，目前主要覆盖上层阶级的妇女，而暂未能对下层生活有更深入的把握。
在此大背景下，我们从“女”（未嫁）、“妇”（已嫁）两层入手，截取了明清婚姻不同阶段的切片。第1篇为本专题的绪论，虽发表于1997年，但对于西方及两岸明清妇女史有很好的概述，今日读来仍获益匪浅。第2、3篇为婚前阶段，分述女子婚前对“情”的向往及“贞女”现象。第4至6篇迈入婚姻阶段，讨论了伉俪情深、男子守贞及一夫一妻多妾的主题；其中男子守贞虽可归为婚后，此处则与伉俪情深主题互作补充，填补这方面主题上的空白。第7、8篇分别从写作、酗酒、疯癫与独身等议题，一探妇女的私人空间。第9篇或多或少涉及妇女为“寡”后的时期，主要探讨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与权力问题。第10至12篇从阴阳两面，分别探讨下层妇女对性别性爱的期待、守寡及婚内卖妻问题，多少弥补这方面研究空白的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第11篇主要关注平民守寡，但在法律层面上亦可对上层妇女生活加以补充。专题第13篇以曼素恩对“社会性别”的思考作小结，希望能帮助读者从地域、时期、阶级、行业等不同维度，回看“妇女”这一复杂的集合体概念。第14篇是新发之作，对这时期的史料限制做了全面的介绍与展望，可作本专题立足点的最佳阐释。
鸣谢
专题策划人：衔蝉
卢苇菁（Weijing Lu），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妇女与性别史、中国家庭与婚姻史，及帝国晚期社会文化史。代表作包括《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10）与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and Intimacy in Qing China（2021），并主编《兰闺史踪：曼素恩明清与近代性别家庭研究》（2021）。卢目前广阅十七至十九世纪传记、回忆录、诗歌、书信往来等个人写作，拟就帝国晚期的婚姻、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撰写新书。（特别鸣谢：此次翻译经卢老师及中英出版社授权，且译本得到卢老师的建议，在此再次感谢！）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
——沈复《浮生六记》
包办婚姻不一定意味着嫁给陌生人。在清代，诸如表亲婚姻一类婚姻形式，却让夫妻双方或能婚前联系，不必过于紧张。文人阶层中，婚礼标志着“婚后恋爱”（postmarital courtship）的开始。随着新婚夫妇寻求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扩大亲密空间，才女的涌现与“佳偶”的理想也催生了独特的夫妻关系。携手渡过在此人生阶段的种种难关，也在婚姻之初孕育了伉俪之情。
“陌生人”与包办婚姻
清代的包办婚姻存在一系列不同形式，其中部分允许年轻男女不同程度参与其中。尽管做决定的是父母，但他们有时也会听取孩子的意见，开头的沈复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中，一位母亲在女儿的坚持下，放弃了终止女儿婚约的决定，后来这桩婚姻十分圆满，也让人不禁猜测女儿是否在婚前就已认识并喜欢上了这位未婚夫。
在清代，阶级、经济条件和地方传统的差异催生了多样的婚姻形式。社会底层的穷人（和残疾人）会借助“招夫养夫”等策略（见专题第13篇《招夫养夫》）。而在各个社会阶层中，表亲婚、朋友间为子女牵线、童养媳、招赘，以及订婚多年才成婚的情况都很常见。其中，童养媳在下层平民中尤受欢迎，在二十世纪也引发了许多争议。
在上述婚姻形式中，又以表亲婚和朋友子女间的婚姻尤其普遍，它们发挥着维系和缔结家族间关系的作用。现代读者可能会很快指出，这些婚姻主要满足的是父母而非孩子的意愿。但在清代父母看来，旧有关系带来的熟悉和信任感，是对孩子建立稳固无忧的婚姻关系的最佳保障。
这两种情况下，年轻夫妇都会对未来配偶有一定了解。例如，正是在探亲中看到年幼的蒋坦与关瑛被戏称“俨然佳儿佳妇”，蒋父才萌生了让他们订婚的想法。卢文弨也很可能在婚前就与妻子有过接触，因为他的父亲与妻子的父亲是密友，他还曾师从自己未来的岳父。不过，年轻男女在订婚后的互动机会各不相同：蒋坦订婚后不再有机会见到关瑛，而沈复则得以继续探望陈芸。
童婚与自我认同
考虑到家族延续与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也出于巩固财富地位的需求，清代士人阶层会对孩子的婚姻做审慎的准备。
为孩子选择未来配偶时，家族声誉成为重要的标准。尽管“门当户对”是由来已久的原则，但家族间也喜欢“高嫁”。宋代胡瑗关于“嫁女必须胜吾家”和“娶妇必须不若吾家”的观念，在当时深入人心。
选择儿媳时，她的持家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格外受重视。据经学家程晋芳回忆，母亲为了给他找一位聪明能干的妻子，考虑了数百个提亲对象，才最终选定了一位女孩。陈尔士在四岁许配给钱仪吉后，她的祖父也许诺，过几年将她送入私塾读书，养成合格的儿媳。
结成社会联盟一直是婚姻的重要作用，但具体策略在清代有所演变：选择女婿时，许多人的目标从政府官员和当地精英，扩大到有潜力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男性。偶然看到孙星衍的生辰八字后，王采薇之父就确信孙星衍注定有所成就，仅在两个孩子六岁时便订下婚约；秦瀛和焦循则因小时学识过人，分别让未来的岳母和岳父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即将女儿许配给了他们。
可以看到，娃娃亲在当时相当常见。订婚与婚礼间的漫长时光，也对有婚约在身的孩子心理影响深远。除了订婚的种种礼节之外，两家常常会在在节日和社交场合相互拜访。这使孩子有时间熟悉婚姻的概念，并在成长过程中做好心理准备。这一阶段，年轻男性会尽力向未来的姻亲家庭展示自己的才华；女性则制作自己的嫁妆，为婚礼做准备。新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得以在潜意识中逐渐发展。更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女孩会对未婚夫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当未婚夫意外身亡，她们会拒绝再与其他男性订婚，甚至选择随未婚夫而去（见专题第3篇《矢志不渝》）。
文人夫妇的招赘婚姻
婚姻不但是幸福欢庆的时刻，也会让新娘及娘家人揪心不已，这点自古广泛受到认可。即便是与丈夫相处融洽的席佩兰，也曾在结婚初期因想念父母而日夜哭泣，每月回家十日，睡在母亲身边。
清代文人父母有几种策略来减少女儿的情感痛苦。其中之一是将其嫁给当地人。尽管这种方式无法消解分离之痛，但新娘回到娘家相对容易。屈大均就为女儿们的婚约选定了本地的家族，避免她们因远嫁受思亲之苦。
招赘是另一种策略。在平民中，招赘是终身的，通常涉及改姓；精英阶层的招赘则是暂时的安排，且不涉及改姓。对士人阶层的女方家庭而言，从不太富裕的家庭招进有前途的年轻人，为他的教育投资，是一种常见策略，能最大限度提高两家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成功的概率。钱大昕就是一个例子：入赘结婚后，他师从妻兄王鸣盛，二人同年获进士学位，在政府担任要职，继而跻身清朝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列。
入赘还有经济之外的考虑。袁枚晚年得子，却选择让其入赘他家，或许是因为认为岳父比生父更适合监督后生的学习。而赵翼不仅为女儿招赘，还安排了儿子入赘，戏称是因贫穷所致，才有福获得如谢道韫般才华横溢的儿媳。当然，赵翼并不贫穷，女家也不可能是出于经济考量。
许多情况下，招赘还可在情感上暂时免除父母和女儿分离的痛苦。这有助女儿过渡到妻子和儿媳的角色，在父母的庇荫下发展与丈夫的婚姻关系。几年后搬入婆家时，她自身的成熟和夫妻间的关系纽带，将帮助她顺利应对这种转变。故此，在女性地位相对其他地区更高的江苏常州，这种婚姻尤为普遍，就不奇怪了。
招赘婚姻也为文人新郎及其家人带来了好处：新郎与岳父岳母虽然并不总是关系融洽，但也很少会发生争执。尽管对孙星衍颇有微词，孙的岳父却并未试图控制他，其中一个原因是，女婿是最终会离开的“客人”。新郎与姻亲的这种和谐关系，也有助新婚夫妇之间建立关系。像秦瀛和赵怀玉，就都与岳母亲厚。这也帮助夫妇缔结纽带，新婚美满。
婚后恋爱的“艺术”
由于儒家礼制的限制，清代夫妻并未经历婚前的求爱期。然而，他们似乎有意识地为所谓的“婚后恋爱”做出了努力。
换句话说，在清代中国，婚姻不是求爱的结束，而是开始。一些夫妻还经历了情感学者所定义的“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例如，郝懿行和王照圆二人就曾合撰《和鸣集》。戏曲家洪昇则曾在诗中表达等待未婚妻黄兰次时的迫切心情，以及圆满婚姻带给他的狂喜体验。与此类似，沈蕙玉在《同声歌》一诗中模仿了张衡的同名诗作，描述年轻女性在婚礼中的渴望。考虑到沈蕙玉在其他场合表现出的强烈道德信念，可以进一步说，对她和同代的读者而言，为亲密关系感到欣喜，与日常行为中的道德自律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婚礼标志着婚后恋爱的开始。文人男女有一套特殊的工具来帮助破冰：纸笔、象棋、乐器、茶和酒。据袁枚记录，在陈竹士与金逸的婚礼上，新娘要求新郎写一首“催妆诗”，新郎马上答应，并请新娘用同调的诗来回答。此后，夫妻二人关系十分融洽。“催妆诗”和“却扇诗”源于唐朝，最初由婚礼宾客创作，用于祝贺新婚夫妇。到了清朝，新郎和新娘却自己承担了作者的角色，写诗也成为婚礼上的一种游戏。仲振奎就曾记录，在他婚礼上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情景；赵翼甚至打趣地提到，一位新娘曾向新郎要了一百首催妆诗。这些婚礼诗会得到保存。袁枚的妹妹袁棠就曾将诗作集结成册，题名《催妆》。
这些诗既传达了对幸福婚姻的祝愿，也展现了新郎和新娘在对方面前一展才华的心理。从郝懿行和王照圆的两首催妆诗来看，由于新娘王照圆对《诗经》颇有研究，两首诗都大量引用了《诗经》。对郝懿行而言，这表达了他对新娘所受教育的认可，以及他自身的资历；王照圆则是在展示自己的知识范围。
婚礼诗从祝贺他人的结合，转变成新郎和新娘的自我祝贺和自我表达，这突出了女性教育的成果和婚姻观念的变化。在晚清，成婚主要是为家庭而非个人，这种传统观念依然不可动摇。即便是郝懿行和王照圆这样的夫妇，也无意改变这点。然而，把婚礼变成一件关于夫妻自己的事情，在思想上偏离了轻视个人幸福的正统核心，表明他们对婚姻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婚夫妻最初的互动中，新郎并不总是占主导地位。事实上，新娘才是在婚礼上发起写诗“游戏”的人。这不同于她被期望展现的随和谦逊，而显示出了她的坚定自信。通过孙星衍对自己招赘婚姻的描述，我们能看到擅长书法、诗词、下棋的新娘王采薇，如何在自己舒适的家中沉着地与新郎相处，自信能赢得他的尊重与爱慕。
对文人夫妇而言，诗往往是临场而作，所涉私人，诸如妙言趣语，饮酒喝茶，乃至温存爱抚，皆可入诗。譬如沈复和陈芸的连环诗游戏，以及王芑孙和曹贞秀的吟诗论画，除了有灵感的迸发，也能看到他们感官上的愉悦。
闺阁内外：夫妇空间
闺阁是新婚夫妇互动的核心空间。在清代，闺房是许多夫妇进行智力和艺术活动的地方。给闺房起个富有诗意或学究气的名字，再加上“馆”、“阁”、“轩”、“室”或“楼”等后缀，显然在强调主人家务之外的教养。这种做法在晚清十分流行，沈复和陈芸就将闺房命名为“宾香阁”，这既取自陈芸的名字（芸香，一种芳香的植物），也代表了夫妇相敬如宾的传统婚姻关系理想。
某种意义上说，闺阁演变成了建立婚姻纽带的空间。新婚夫妇在此阅读、写诗、练习书画和交谈。沈复的叙述便给了我们机会一窥究竟：沈复读书，陈芸刺绣；二人喝酒、玩游戏，戏谈历史、文学，乃至菜肴味道这类琐碎话题。即使在穷困之际，窗无阑干，陈芸也会用旧竹帘和黑布条制作遮挡，装点陋室。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构建了一种不受父母兄弟干涉的私密生活。
同时，由于妇女被要求呆在内闱，受过教育的夫妇晚清也越发意识到性别规范带来的空间限制。沈复曾经对陈芸说：“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正因远游的借口有限，年轻夫妇也会抓住一切机会踏出家门。蒋坦和关瑛笃信佛教，经常一同出入寺庙；孙星衍和王采薇也曾乘船旅行，在月光下沿着河岸漫步赏景。
“偕游”成为夫妇间欢乐和情谊的新标志。坊间曾有文章将夫妇出游的车和船，描绘为行进中的“闺房—书房”。王梅卿和陈竹士（陈在失去第一任妻子金逸后再婚）、鲍之蕙和张铉，都曾带着紫砂壶、梳妆盒和书籍，在吴越地区（江浙南部）旅行；王之孚和吴椀桃（倚云）、徐达源和吴琼仙，则在旅行途中写诗。这或许也代表了清代文人夫妇对传统夫妻职责的逃避，以及对内心欲望的自由追求。
事实上，对“闺阁—书房”和旅行的描绘有时带有幻想的成分，因为作者显然回避了许多人生难题，譬如科举考试的压力，侍奉姻亲的职责，紧张的家庭关系，被迫发生的分居，以及经济上的困难。对于所有年轻夫妇来说，处理这些难题显然对他们新婚时期的情感联结影响深刻。
“牛衣对泣”
对于年轻妻子来说，婚礼通常标志着悠闲时光的结束。她们将要承担乏味且费力的新责任，或要面对配偶或公婆对其文学兴趣的反对。焦循的曾祖母卞氏就因婚后经济紧张，放弃了自己在诗歌和绘画上的兴趣，甚而对其嗤之以鼻。
妻子们不得不调整期望，迅速适应新的角色，夫妻关系也由此形塑。除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克服日常困难的共同经历也让年轻夫妇更加亲近。年轻的妻子们承担了做饭、洗衣、缝纫、刺绣、纺纱、织布等工作。王昶曾回忆，在他和20岁的新娘结婚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妻子辛勤服侍两个婆婆（可能有一个是姨娘），应对一系列家务劳动。
除非丈夫通过科举，获得官职，年轻夫妇往往缺乏经济保障。有时，男方会少时便开始工作。沈德潜11岁便“代父教书”；15岁的赵翼也因父亲去世，继承了他的教职，成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
嫁妆成为清朝重要的经济来源。妻子在经济拮据时动用嫁妆，帮助婚姻家庭度过难关，这类情节频频出现在女性传记之中，成为展现美德的焦点。沈叔埏和尤侗的妻子都曾典当自己的饰物，慷慨相助。妻子的无私让丈夫心怀感激，也为日后亲密的夫妻关系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压力随时间的流逝增大，对夫妇双方都是折磨。程恩泽回忆，由于祖父给父亲施加了极大的压力，程父每次考试失败都与程母痛哭，最终程母差点崩溃丧命。尤侗则曾五次考试失利，他与妻子悲伤绝望，次次在深夜落泪。尽管白天在人前须得自持，夜深人静时却可宣泄伤痛。共度这些痛苦的时刻，进一步使双方成为相互信赖的伴侣。
在清代，妻子与丈夫共患难的种种做法被称为“牛衣对泣”。这源于汉代王章与妻子的典故：在长安求学时，王章因贫病交加而生命垂危。他穿着牛衣，哭着与妻子告别，妻子却斥责他：“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同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后来，他在妻子的规劝下成为正直的官员。这一典故赞扬了王章妻子的坚韧和远见；但在清代，打动男性文人的不是妻子的远见，而是她的共患难。
同样，“伴读”或“佐读”的说法也广为流行。沈叔埏回忆，每当他夜读，妻子便会点上灯，在他身边做针线活。尤侗80岁时委托他人作画16幅以记录人生，其中第一幅便是《寒宵伴读图》。而对曹令和钱维乔来说，除了陪伴，妻子还承担着监督丈夫的责任，以温和的方式确保他们保持专注。
《寒宵伴读图》木刻版画。[原书配图]
“伴读”概括了妻子在丈夫追求成功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考试的成功是丈夫和妻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丈夫也对妻子充满感激。这些艰难挣扎的日子，以及一次次失望带来的压力，将夫妇凝聚到了一起。这是其他条件无法比拟的。
闺房之乐
正统道学将肢体上的亲昵视为夫妇间尊重的反面，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对性在婚姻中的角色漠不关心。相反，公众普遍认为，夫妻趁血气方刚结合有助阴阳调和，性和谐也是婚姻和谐的重要面向。
对年轻人而言，性知识的获取途径因性别和阶级而异。面对传统的社会和性别规范，下层阶级受到相对更少的限制。上层阶级男性也有多种学习和体验的途径：有女艺人出席的聚会、勾栏瓦舍、性玩具、色情读物，等等。流行的戏剧（如《西厢记》和《牡丹亭》）与方言故事，也能发挥类似的作用。上层阶级女性则可能通过侍女的传递，接触到有限的信息。在家里，母亲或嫂子有可能会私下与待嫁的女儿谈话，或将春宫图或形象的瓷玩具放在新娘嫁妆箱底部。据沈复记录，他就曾在新婚之夜回到卧室时，撞见新娘陈芸正专心阅读《西厢记》——很可能是故意放在书架上让他们看的。
对于婚姻中性的表达，诗歌（尤其是词）因其主题包容，成为重要的载体。屈大均就曾提及他与妻子华姜如何逐步适应了性生活，但着意强调是为了繁衍子嗣之图。石韫玉就不同，曾在离家时用近乎色情的语言，描述自己关于妻子在鸳鸯床上的梦境。尤侗和洪亮吉则选择描绘枕畔的春风或新娘的羞怯，更隐晦地表达了这一主题。
这些微妙的感性描述往往创作于妻子去世后，仿佛丈夫们自身的年老和妻子的去世，消除了阻碍亲密情感流露的社会障碍。丈夫们对闺房之乐的时刻如此印象深刻，也揭示了性在建立良好婚姻关系中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过良好文学训练的妻子们也能运用同样的语言、隐喻、风趣和表述，去谈论她们的经历和欲望。林以宁就曾在诗中化用“梦云雨”这一性的经典表达，暗指自己与丈夫的长期分离。掌握复杂的男性表达方式，有助于妻子们在与丈夫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维护平等之感。
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们，似乎还会故意通过玩笑传达性感受。席佩兰就是一个例子。她曾描述自己在夏夜的床上，等待仍在读书的丈夫孙原湘时，微风吹灭了窗边的蜡烛，仿佛也明白了她希望丈夫快来身边的愿望，向她伸出援手。七夕之夜，她则写信向离家在外的丈夫，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卧室里充满芳香的气味，床上铺有翡翠色的被子。考虑到时间和场景，这很可能是一个隐蔽的性表达。还有一次，她将自己的指甲与一首诗寄给丈夫，对方也用回以另一首诗。
在丈夫孙原湘笔下，席佩兰并不浪漫，反而在生活中道德意识很强。可以假设，她认为自己那些表达亲密情感的独特方式也是符合礼教的。或许对她来说，当性相关的信息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再艺术化地呈现时，它就被“净化”且合法化了。她的做法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考虑到性亲密在良好婚姻关系中的重要性，为了婚姻的和谐，她愿意降格自己顽固的“信念”，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
〇本文由“社会学会社”编译组译自Lu, Weijing, “Building the Marital Bond.” From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and Intimacy in Qing China, p.79-106.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清代金廷标仕女簪花图轴（局部）。[图源：dpm.org.cn]
〇翻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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