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碧晨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犹太裔德国社会学家，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埃利亚斯以代表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而广为人知，其中最初形成了有关社会进程之性质的基本观点，对权力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理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就目前的社会学思维现状而言，社会学的一个老问题是，社会学家凭什么来宣称他们的研究领域跟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专家的研究领域不同。社会学的主题是“社会”，而社会是由单个人构成的众多组成部分的合成单元，因此，难道社会学家就不必首先依靠其他学科如生理学、心理学或历史学、个人（作为社会的构成成分）研究的成果，然后再看看自己能否有新的贡献吗？更进一步说，对社会学家来说，先分别对单个的人进行研究，再考虑能否从大量的个案研究提炼出反映“社会”特性的概括性观点，这样做不是显然最好吗？

相当多的社会学家确实就是这样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他们对个体人的行为、观点和经验进行研究，然后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结论。通过这种研究方法，通过集中分析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努力阐明作为“合成单元”的社会自身的特性。比之于那些只关注人的学科，他们的某些发现确实揭示了许多社会联系和规律，这些社会学成果常常被视为是对社会学是否可以从其他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独立出来获得某种学科自治之问题的回答。这个答案只是依靠科学实践，依靠成功或宣称成功地解决经验问题的科学实践而取得的，却不能从理论上清晰地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社会学家通过研究个人的行为或经验就可以为自己开辟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却没有被其他同样是研究个人的学科所覆盖？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许多人都相信，一切社会现象能够也应该根据人的心理或生理特征来加以研究，这很好理解，因为经典物理科学的传统有着巨大影响。根据这个传统，研究一个合成单元的办法是将它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分别对各组成部分的性质进行研究，最后根据各组成部分来研究该合成单元的性质。因此，分子的性质可以根据原子的性质来解释，同样，原子的性质由它的各部分来决定。但是，这种方法对一切领域都行之有效吗？传统的科学原子论（我们可以简言之）以此为理论根据，但许多领域的科学实践却是另外一番模样。正如其他学科领域已经充分显示的那样，一个合成单元其组成部分之间结合得越紧密，换句话说，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越强，根据后者来解释前者之性质其准确性就越弱。仅仅根据组成部分来解释合成单元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各组成部分在构成合成单元时的相互联系方式来进行解释。对合成的各部分之构造进行研究，易言之，对合成单元的结构进行研究，本身就成了一项研究任务。社会学不能缩减为心理学、生理学或物理学，道理就在这里：该研究领域——相互依赖的人的构造——不能通过单独地研究人而获得答案。许多时候，相反的情况倒是可取的——如果从研究个人的相互依赖形态、他们的社会结构或简言之他们相互的构造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个人行为态度的许多方面。

有些人害怕面对这种认识。他们把它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相混淆，这种假设常常被概括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他们用“整体”或“全体”创造了一个玄而又玄的东西以解决玄而又玄的东西。这种认识的偏差必须要指出，因为许多人似乎都相信，一只能是一，整体只能是整体——要么是一个原子论者，要么是一个整体论者。双方针锋相对，都拼命为自己那纯思辨的、无法检验的命题辩护，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不相信还会有第三种选择，因此很少有争论像这样乏味无聊的了。原子论和整体论的情况无疑就是这样。

图为传统科学观（左图）与复杂系统观（右图）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念。复杂系统观可以被看作是整体论的一种体现，因为它强调理解系统的整体属性和动态。而传统科学观则更接近于原子论，因为它倾向于分离和专门化地研究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图源：ResearchGate]

但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即，因为人们是相互依赖的，他们的行动和经验是相互啮合的，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构造，其秩序相对而言独立于生理学家或心理学家的学说所构成的构造，因为后者要么把单个的人作为类的代表，要么作为孤立的人来研究，如果这样看问题，情形究竟如何呢？

这个问题面临许多困难，但如果借助一系列模型来阐明人的目的与行动相互纠缠的方式，会使问题的回答变得容易一些。这是一种猜想。按照这种方式，本质上复杂的相互交织过程暂时被孤立出来进行集中分析，因此变得更容易理解了。后文马上要谈到的那些模型除了第一个外都是竞赛模型，至少从简化形式看，它们都类似于真正的游戏项目如象棋、桥牌、足球或网球等，多少相当于根据规则进行的比赛。第一种模型我们称为“原始竞赛”，从理论上说是很重要的例外，它相当于两个团队之间真正的殊死比拼，一点也不像游戏。原始竞赛和游戏模型对锻炼社会学的想象很有用，但过去陈旧的思维却妨碍人们这样做。所有模型都以两个或更多的人相互较量他们的力量为基础，不管他们进入或发现处于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之中，情形都是这样。但人们在反思人际关系时往往对此视而不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没有必要说，每个读者不费多大劲就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他可以把这项任务看作是他与作者之间的一次比赛。事实上，这些挑战也正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它们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应有之义。或小或大的力量试验一次又一次发生，是我强大还是你强大？不久，人们达到某种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根据社会和个人环境的不同可以是稳定的，也可以是不稳定的。

对许多人来说，“权力”一词有些让人不快。原因在于，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权力比例通常是极度不平等的，那些拥有相对较多的权力机会的人或集团往往把他们的权力机会发挥到极限，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常常穷凶极恶、肆无忌惮。结果“权力”一词带上了令人讨厌的含义，这使人们不能在权力这个概念所指的实际上的事实和他们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之间作出区分。因此集中讨论一下前者是很有必要的。权力的平衡不只是出现在两个国家之关系这样大的竞技场上，后者因为壮观而容易引起最广泛的注意。权力平衡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构成要素，以下模型都应该这样来看待。我们还必须记住，权力平衡就像人际关系一样，总体上说至少是两极的，同时往往又是多极的。我们的模型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些权力平衡，不仅是非常的，也包括每天发生的那些平衡。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婴儿就对父母拥有了权力，而不是只有父母对婴儿拥有权力。至少，只要父母认为婴儿有价值，婴儿就对父母有权力，否则就失去这种权力。如果婴儿啼哭不已，父母会弃之不顾。如果婴儿对他们没有用，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让他挨饿、死掉。奴隶和主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样是两极的。主人对奴隶拥有权力，奴隶对主人也拥有权力，这取决于他对主人的功用——主人对他的依赖程度。在父母和婴儿、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权力机会分布得极不均匀。但不管权力差异大还是小，只要人们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权力平衡就会出现。从这个方面看，简单地用“权力”一词会产生误导。我们说一个人拥有很大权力，好像权力是他放在口袋里的东西一样，这种用法是神魔观念的遗迹。权力不是一个人有而另一个人无的护身符，它是人际关系——一切人的关系——结构性特征。

模型用简化的形式阐明了权力的关系特征。为了用游戏比赛模型来仔细研究一系列的权力形态，我们要用“游戏者的相对强度”来取代“权力比例”这种说法。就是这种说法也会被误解为一种绝对。不过，明显的事实是，一个游戏者的游戏“强度”是随着对手的变化而变化的。权力以及我们语言中的许多其他概念同样是这种情形。游戏模型会帮助表明，只要我们根据平衡而不是具体化的概念来认识社会学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会清晰得多，也更加容易处理。与根据静止物形成的概念相比，平衡概念更适合我们在研究相互依赖的人们所有的功能关系时所实际观察到的现象。

如果我们心照不宣地认为，规范或法则是人际关系的不变属性，它们整个是从外面赋予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理解规则支配下的人际关系。这种假设阻止了人们去提出并研究下列问题：没有规则的竞赛是如何且在什么情况下变成有着确定规则的关系的。这个问题绝不是假想的，很少甚至就没有规则的战争及其他人际关系就是证明。那些认为规范似乎就是社会关系主要动因的社会学理论无法对没有规范和法则却同样可能存在的人际关系作出解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是歪曲的。因此在讨论游戏模型之前我们首先要谈“原始竞赛”，这是表现两个集团完全不受规则约束下的关系的一个模型。根据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学传统，规范就是结构，但原始竞赛表明，即使人们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游戏，我们还完全可以找出人际关系的结构。即使对身陷其中的人来说某种情形是极端无序的，它仍旧构成了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没有理由表明，历史的“无序”——战争，革命，暴动，大屠杀，以及形形色色的权力角逐——不能得到解释，而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此作出解释。如果没有规范的冲突自身没有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没有秩序），要解释就是不可能的。“秩序”和“无序”的区分对置身其中的当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却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在自然界一样，在人群中，绝对的混乱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们这里所用的“社会”是指一个特定的整合层次，如果在这个层次上的关系被看作是构成某种具体的秩序，那么“秩序”就不是人们在说到“法律与秩序”时的那个秩序，也不是形容词“有秩序的”、“不守秩序的”人那种意义上的秩序。我们说秩序，就同我们说自然秩序一样，因此作为有结构的过程，腐朽、毁灭与生长、合成相伴随，死亡、解体与出生、整合相伴随。对相关的人来说，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些现象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但作为研究的对象，它们就是不可分的，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仅仅根据那些与由固定规范支配的人际关系相关的模型来解释社会相互交织的过程就会误入歧途。原始竞赛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那些在社会中逐步确立的规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始竞赛：没有规则的竞赛模型

甲乙两个部落在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中猎食，他们彼此遭遇，双方都很饿。他们也不知什么缘故，一段时间里他们越来越难找到足够的食物了。猎物越来越少，树根、野果越来越难找到，因此，双方的竞争和敌意不断加剧。甲部落的人个个人高马大，只有很少的年轻人和孩子。他们的对手乙部落身量就要小一些，不那么壮硕，他们跑得快，平均要年轻许多。

他们就这样遭遇了，双方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乙部落的那些小个子夜间潜入对方的营地，在夜幕掩护下杀了一两个人，当死者的同伴，那些跑得慢、体形大的人试图追赶时，他们早已逃之夭夭。不久，甲部落的人开始报仇，他们趁乙部落的男人外出打猎时杀了他们的妇女、孩子。

像其他类似的情形一样，这里持久的对抗表明它自身就是一种功能性相互依赖形式。因为食物减少，他们成为竞争对手。他们彼此依赖着：就像象棋比赛一样（最初就是战争游戏），一方的移动决定了另一方的移动，反之亦然。每一方都或多或少先考虑对方下一步的行动，然后才安排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凶猛的对手彼此执行着一种功能，因为由于敌意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与由于朋友、盟友、专家通过劳动分工彼此形成的相互联系是一回事。他们的相互功能最后立足于他们因为相互依赖而相互施加的强制之上。因此，如果认为每一方的行动、计划和目的都是在不考虑对方的独自情形下自由抉择的结果，那我们就无法对这些行动、计划和目的进行解释。我们只有考虑到双方因为相互依赖、因为他们作为敌人彼此的功能而彼此施加的强制力，才能对此作出解释。

在某些社会学和人类学文献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那里运用的“功能”概念不仅是以对它相关的论题不充分的分析为基础的，而且还包含一个不恰当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既不能再解释又不能在使用中变得清楚明确。不恰当的评价源于以下事实，他们试图（无意地）将这些术语用于那些为社会的某个部分所执行的任务之中，因为它们对“全体”来说是“好”的，因为它们有利于现存社会制度的保护和统一。因此，不能或好像不能那样做的人类活动就被贴上“功能失调”的标签。很明显，这时社会信仰已经和科学理论相混淆了。仅仅因为如此，仔细研究一下两个处在战争状态的部落模型的意义就很有必要。作为敌对的双方，他们彼此行使着一种功能，一方要理解另一方的行动和计划，就必须要注意到这种功能。可以发现，这里的“功能”不同于表示和谐的“全体”之中的部分行使任务的那个“功能”。这个模型表明，像权力一样，功能概念必须理解为关系概念。我们只有在指程度不等地约束人们的那种相互依赖时，才能称作社会功能。把功能作为单个社会单位的品质来用，其问题在于，它没有考虑到所有功能的相关性、两极或多极特点。如果不考虑乙对甲行使的功能，就不能理解甲对乙行使的功能。我们说功能是一个关系概念，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当一个人（或一群人）缺少某种东西，而另一个人或集团对它有拒绝权，后者就对前者具有了功能。因此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都具有功能。敌人彼此也具有功能，因为一旦他们双方互相依赖，他们就有权拒绝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保护他们身体或社会的完全，直至最后的生存等。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功能”，说明它在人际关系中与权力存在联系。相互拥有功能的人或集团彼此约束，他们拒绝对方要求的潜在能力通常是不均衡的，这就说明一方的约束力要大于另一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功能性相互依赖的所有联系的变化，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约束力及“拒绝的潜能”进行质疑。在那种情况下，这些变化会引发力量的较量，突然以激烈甚至是暴力的权力斗争的形式爆发出来，有时也会长期郁积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之中，表现为社会结构持续的冲突。在今天，这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是工人和企业主相互依赖功能的特征，就像不同国家集团的紧张和冲突一样。在过去，它们是国王、贵族和臣民三角关系的一个特征，或一个部落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特征。他们丝毫不亚于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功能性相互依赖的特征。这些力量比试的根本点通常就是这样一些问题：谁拒绝对方要求的潜能更大？相应地，谁依赖对方更多或更少？因此，谁必须更加服从或适应对方的要求？更概括地说，谁拥有更大的权力比例，因而比对方之于自己来更能左右对方的行为——比对方施诸自己更大地施与对方压力？如果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问题就变为，一方能否使对方功能丧失，毁灭对方权力所赖以为继的整个社会地位，或者干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对手。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1902–1973）的民族学研究《努埃尔人：尼罗特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机构的描述》（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对努埃尔不同氏族间的世仇功能进行了分析，是目的论地运用功能的代表。功能在这里被降格为意图，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服务。[图源：Wikipedia]

原始竞赛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两可之间的情况。就我们举的例子来说，一方不仅要剥夺对方的社会功能，而且还要彻底在肉体上将他们消灭。在研究人们变化中的相互依赖以及他们的目的和行动的交织时，我们不要忽视由原始竞赛模型所表现出的暴力的对手的相互依赖。只有注意到人们之间的这个最后的关系——通过全力争取存活形成的相互依赖——我们才可以明白前面所提问题的基本性质：人们过去是怎么能够——以及他们现在如何能够——用某种方式来规范他们的相互依赖，而不必诉诸由于紧张和冲突而导致的这最后的方式的？同时，这种没有规则的比赛模型还提醒我们，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他们的功能性相互依赖，都是过程。今天，这些概念常常表示某些静止的状态，其中变化是很偶然的。而“交织”一词则揭示了这些关系的过程特点。

回到两个部落的斗争过程上来，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冲突关系具有内在的活力。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冲突中，每一方既不断计划自己下一步的偷袭，同时又始终警惕地算计着对方下一步的举动。他们没有确定方向的共同标准，每一方只能完全依靠判断对方的力量资源与自己的关系来确定方向——他们考虑各自的力量、机敏程度、武器、食物供给和储备等。这些力量资源和相对强度（在本例中首先是为了肉体的存活和消灭所需要的体力和谋划），不断在袭击和小规模的战斗中受到检验。每一方都极力采取一切手段来削弱对方。这样，人们不断面对交织性的活动，一着接着另一着，每个都彻底卷入其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能用什么规范、法则、理想类型等概念来描述集团，好像它们是完全通过思维过程建构起来的了，相反，交织关系到人的一切方面。这种模型应该理解为是对在时间和空间中维系在一起的人的表现。原始竞赛模型所包含的问题是：年龄大、个子高、壮硕但迟缓的人能够成功地把灵活、矮小、经验不丰富却更敏捷的人引出他们的营地，然后杀害他们的一些妇女、孩子吗？后者能够成功地利用羞辱激怒前者，让他们一怒之下奋起追赶，最终陷进后者的埋伏圈而归于覆亡吗？他们会互相削弱最终两败俱伤吗？我们说即使置身生死攸关的斗争之中的暴力双方其相互依赖也是相互交织的过程，道理就在这里。双方一连串的举动只有根据他们相互依赖的内在活力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如果孤立地去看，它们就会变得莫名其妙。这里双方举动上的功能性相互依赖丝毫不亚于规则支配下的冲突或合作的那种相互依赖。尽管双方的相互交织在时间次序上是一个没有规范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仍有清晰的结构，可以加以分析和解释。

游戏模型：有规范的交织过程模型

像前面那没有规则的竞赛模型一样，有规则的游戏竞赛模型也是简化的思维实验。借助这些模型，我们可以更形象地勾画出相互依赖的人们之关系的过程性特点。同时，它们还能展示权力分布变化以后人际关系网络变化的情形。简化的办法之一就是，用一系列关于游戏中游戏者的相对强度的假设来代替相互关联着的个人或集团相对权力潜能的差别。我们设置模型的方法是为了更清楚地阐明，当权力差别减少时人们相互关系的网络发生变化的程度。

两人游戏

（1a）设想一次两个人的游戏，一方绝对强于另一方，甲实力很强，乙实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甲有足够的办法控制乙，某种程度上甲可以迫使乙采取特定的举动。换句话说，甲对乙拥有“权力”。这个词只是表示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乙的举动，但这种“强迫的能力”不是无限的，虽然乙相对弱一些，他仍对甲拥有某些权力。因为正如乙在每做出一个举动时，都必须考虑到甲的先前一个举动一样，甲也必须根据乙的前一个举动来行事。乙也许没有甲那样强，但他应该有一些实力——如果这种实力是零，就不存在什么游戏了。换句话说，任何游戏中，参加者都互相控制。我们说甲对乙拥有“权力”，这个概念不是绝对的，而是指“权力比例”——甲与乙在游戏中的力量差别（对甲有利）。这种差别——双方在游戏中力量的不均等平衡——决定了甲的举动影响乙的举动的程度，反之亦然。根据模型（1a）的假设，游戏中游戏者力量的差别（他们的权力比例）对甲十分有利，相应地，甲迫使对手采取特定举动（某种特定的“态度”或“行动”）的能力就很强。

甲在游戏中较强的实力不仅使他能够更好地控制他的对手乙，另外这还使他能够更好地控制整个游戏。虽然他对游戏而控制不是绝对的，但他在相当程度上能决定过程（游戏过程），且因此还能决定游戏的结果。在解释这个模型时，从概念上区分两种控制是很重要的：由于游戏者足够强大的实力，一方面他能控制对手，另一方面他能控制游戏的过程。这不是说，因为能够区分对游戏者的控制和对游戏的控制，我们就可以想象和认为似乎游戏者和游戏独立于双方而自存。

（1b）设想游戏中的甲与乙的实力差别减少了，至于到底是因为乙的实力增加了呢，还是甲的实力降低了呢，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甲通过自身的手段——也就是说，他对乙的权力——控制乙的机会相应减少了，而乙控制甲的机会却增加了。同样，甲决定游戏过程和结果的能力也相应发生变化。甲与乙实力差别减少的程度越大，双方迫使对方采取某个策略的力量就越弱。相应地，双方控制游戏变化形态的机会就越少，游戏变化形态依赖于每个游戏者自己为游戏过程确定的目标和计划的程度就越低。相反，每一方的整个计划和在不断变化的游戏形态（游戏过程）中的举动的依赖性则增加了。这样，游戏越来越类似于社会的进程而不是个人计划的实施。换句话说，当游戏的双方其力量的不平等减少到一定程度时，两个人在举动方面的相互交织就导致一场谁也无法计划的游戏过程。

同一水平上的多人游戏

（2a）设想甲同时与乙、丙、丁等几个人开展一次游戏，条件如下：甲的实力超出每一个对手很多，他与他们分别进行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游戏者的构造与模型（1a）没有多大区别。乙、丙、丁等人不是联合起来参加游戏，而是分开进行，唯一的联系就是，他们各自都是在与同一个在实力上一样优于他们的对手游戏。因此，这基本上就是一系列的双人游戏，每一场游戏有自己的力量平衡，按各自的方式进行。游戏的过程并没有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每场游戏中，甲有压倒性的优势，他既能够控制对手也能够控制游戏过程。在每场游戏中，权力的分布无疑是不平等的，没有弹性的，稳定的。也许要说的一点是，如果甲参加的游戏数量增加，他的处境就会不利。随着各自独立的对手数量的增加，他对乙、丙、丁等的实力优势就可能逐渐会受到影响。一个人同时面对彼此独立的能动关系，就好比是在一些隔开的房间里进行游戏，但这些关系在数量上是有一个极限的。

（2b）设想甲同时在与几个实力较弱的对手进行游戏，但这次不是分别展开，而是一道进行。因此，他是在和一组人展开一次较量，他们每个人都弱于甲。

这种模型在权力平衡方面就会出现许多格局。最简单的情况是，乙、丙、丁和他们的同伴组成一组来对付甲，他们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影响到这次较量。就是这样，比起（2a）来，甲与交锋的小组之间的权力分布、一方或另一方控制游戏过程的可能性要有更多的疑问。毫无疑问，许多实力较弱的游戏者明确地组成一个小组，就是对甲的优势的削弱。与（1a）相比，对游戏的控制和计划更加不确定，因此对结果的预测就更不确定。如果由弱者组成的小组没有很强的内部冲突，这种组合就是增加权力优势的一个因素。相反，如果弱者组成的小组内部冲突很大，那么组合就成了增加对手权力优势的一个因素。而且冲突越烈，甲控制乙、丙、丁及其同伙以及整个游戏过程的机会就越多。

与模型（1）和过渡性模型（2a）（其中所讨论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游戏，换句话说，是两极的集团）不同，（2b）是一种多极游戏或许多人参加的游戏。（2b）可以视为走向（2c）的过渡模型。

（2c）设想在一次多极游戏中，甲的实力比之于对手乙、丙、丁等有所下降。假如他要较量的集团团结得很好，甲控制对方举动并控制游戏过程本身的机会就会像（1b）那样发生同样的变化。

（2d）设想这是一次两个集团的游戏，乙、丙、丁、戊等和张三、李四、赵五、王六等根据规则相互展开较量，双方势均力敌，获胜的机会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你来我往，哪一方都不能对对方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哪一方都不能自主控制游戏的进程。由每个游戏者和集团轮流采取的举动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逐渐形成了某种规则，我们可以描述和解释。但要做到这一点，旁观者必须与双方保持距离，因为后者总是会从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这里所说的规则很特别，可以说是一个有规则的网络或构造，其中每一方的行动都不能看作是单方的行动，而应该视为交织过程的继续，是形成未来双方行动之交织的继续。

不同水平上的多人游戏

设想这样一种游戏，参加者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就迫使游戏者要不断改变他们的组合方式和组织。游戏者必须越来越久地等待轮到自己采取举动的机会，要在头脑中形成有关游戏过程及构造的完整图案也就越来越难，而缺少这幅图案，他就会迷失方向。他要把握随游戏进程而不断变化的游戏过程和整个构造，以便计划下一步的相应举动。每个人的举动都受相互依赖的游戏者的构造和他们一起参与的游戏的构造所制约，他一定要能描绘出这种构造，才能决定哪一个举动会使他有绝好的机会去取胜或防御对手的攻击。但是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网络中，个人恰当地定位并计划一系列个人行动策略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相互依赖的游戏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对单个的游戏者来说，游戏的构造、进展和方向就越发捉摸不透。不管他多么强大，他控制游戏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小。因此，从个人的角度看，人数不断增加的相互交织网络其运作就仿佛有自己的生命似的。这种游戏其实也是许多个体进行的，但随着人数的增加，个人不仅觉得游戏越来越难以捉摸和驾御，而且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理解并控制游戏。游戏的构造和个人对它的描绘——他把握游戏过程的方式——一起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它们功能性的相互依赖发生了变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的方面。它们可以分开考虑，但事实上是不可分的。

随着游戏者数量的增加，对每个置身游戏整体之中的个体——因此对所有游戏者——来说，要做出恰当或准确的举动就越来越难。游戏就逐渐变得没有章法，它原初起作用的功能就削弱了。随着功能的削弱，游戏集团进行重新组织的压力就增加。它们有几种出路，我们这里将谈到三种，但只能对其中一种进行详细的探讨。

人数的增加会促使游戏集团分解、裂变成一些规模小一些的集团。它们的相互关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裂变的集团愈行愈远，它们虽继续游戏，但在相当程度上各自独立于其他集团；另一种是，它们作为相互依赖的集团形成新的构造，每一集团多少是自主地进行游戏，但都在争取某些机会，都受到所有集团的欢迎。但还有一种可能，该游戏集团——在某些现在无法讨论的情况下——仍旧保持统一，但变成了高度复杂的构造，单层的集团发展成了双层的集团。

（3a）双层游戏模型：寡头类型

游戏者数量的增加使每个游戏者的压力增加，从而导致集团内部发生变化。原来每个游戏者在同一层面上一起游戏的集团就会变成“双层”（two-tier）集团。所有的游戏者仍然互相依赖，但他们不再相互游戏了。一些特别的工作人员——代理、代表、领袖、政府、宫廷、垄断性精英等——接管了原来的功能，并协调整个游戏。他们一起构成第二个规模小一些的集团，或者说第二级集团。他们彼此间直接进行游戏，时而联合，时而对抗，但仍旧与构成第一级的广大的游戏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没有第一级就没有第二级，除了与第一级的人发生关系外，第二级的人不会再有什么功能。两个层次的人相互依赖，根据彼此依赖的程度，他们相互拥有不同的权力机会。但两组人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可以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权力差异也可以很大——对第二级的人有利——当然也会逐渐缩小。

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的权力差异很大，只有第二级的游戏者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到游戏之中。唯有他们有资格参与游戏：第二级的每个人都觉得是在一个活动圈子中，就像我们在单层游戏中已经看到的那样。游戏者的人数不多，因此每个游戏者都能够描绘出游戏者及游戏的构造来，他能够根据这种描绘计划他的策略，能够在变动不居的游戏构造中直接干预每个举动。此外，根据他在整个集团中的位置，他还能够或大或小地影响游戏的构造，他的举动的结果支配着游戏的进程。他可以研究别人的接招，可以研究他的举动和别人的举动的交织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游戏构造中表现出来的。他可以设想，对他来说，在他面前展开的游戏的过程多少是透明的。前工业时代的寡头精英——例如廷臣，像圣西门，路易十四时代的回忆录作家——通常都觉得，他们对那些支配着上层社会核心的不成文规则了然于心。

圣西门公爵（Duke of Saint-Simon），路易十四晚期至路易十五早期的法国宫廷的一位廷臣。这一时期的法国宫廷以其奢华和复杂的政治斗争而著称，其著作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宫廷生活和政治氛围。[图源：Wikipedia]

这种关于游戏基本上是透明的幻象从未在现实中得到完全证实；双层构造——更不用说三层、四层和五层的构造，为简明起见，我们这里略而不论——在结构和发展方向上十分复杂，如果不经完全科学的研究，其复杂的构造是很难描述清楚的。但只有当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认识有所欠缺时，这样的研究才开始成为可能。这使他们能认识到他们所参与的游戏相对而言是不透明的，认识到有可能通过系统研究来弥补认识的不足。这在封建王朝的贵族社会里只是勉强可能，这个社会相当于一个寡头的双层模型。游戏者会把上层集团从事的游戏不看作一种游戏活动，而看作个人行为的积累。这种“游戏观”在解释方面的价值是更为有限的，因为在一个双层游戏中，单个的游戏者不管力量多么强大，他都不能像模型（1a）中的游戏者甲那样控制对手，或更重要的，决定游戏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个仅为两层的游戏中，游戏和游戏者的构造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任何人都不能利用他的优势来按照自己的目标和意愿左右游戏。他既是根据相互依赖的游戏者构成的网络做出自己的举动，他的举动又构成了这个网络，这个网络里既有同盟又有敌人，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情形错综复杂。在一个双层游戏中，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如果不是四种的话）不同的权力平衡。它们就像嵌齿轮一样相互连结，因此在一个层面上是敌人的也许在另一个层面上就成了盟友。首先在上层的集团内部存在权力平衡，其次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游戏者之间存在权力平衡，另外在下层集团之间也存在权力平衡，最后，如果更进一步，在每个下层集团内部还存在权力平衡。三层、四层、五层甚至更多层的模型将随着相互交织情形的增多有更多的权力平衡，对大多数当代国家—社会来说，它们实际上是更好、更合适的模型。我们这里仅限于双层游戏模型。

在一个衰老、寡头的双层游戏中，有利于上层的权力平衡非常不匀称，死板但稳定。居于上层的人数较小的游戏圈在力量上比下层人数较多的游戏圈要大得多。但是，两个圈子的相互依赖对每个游戏者都形成制约，包括居于上层的人。上层的游戏者即使有很强的力量，但与模型（2b）中的游戏者甲比，他也不能全面控制游戏的过程。同样，与（后）中的甲比，他控制的范围和控制游戏的机会更小。我们有充分理由再次强调这种差别：在过去的历史描述中——它只关心多层次社会上层的小部分人——我们现在研究的游戏者的行为常常被看作是模型（1a）中的甲的行为。但实际上，在一个双层的寡头模型中，三四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平衡导致问题错综复杂，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上层力量较强的人的控制机会。如果这种游戏的整个平衡允许两个层次的游戏者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实力最强的甲，那么甲运用策略迫使他们做出中他心意的举动的机会就会很少，他们运用策略迫使他做出他们已经选择的举动的机会就会很多。另一方面，如果上层有几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他们势均力敌，谁也不能稳操胜券，那么一个单个的游戏者甲，如果他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于派系之外，就有很好的机会操纵这些竞争性的集团，并操纵整个游戏，只要他有足够的谨慎，对这些复杂构造的个性特征有足够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来自他的洞察力和手腕，他可以抓住复杂的权力较量带来的机会，运筹帷幄。在缺少甲的情况下，上层集团的竞争会导致下层集团的力量得到加强。

（3b）两层游戏模型：简化的、不断民主化的类型

设想一个两层（two-level）模型，其中下层游戏者的力量在与上层游戏者的关系中不断缓慢、稳步地增长。如果两个集团的权力差异缩小，他们的不平等随之缩小，那么权力平衡就会更加灵活多变，就很可能会在两个方向上发生摇摆。

上层实力最强的游戏者甲也许仍超过其他游戏者，但当下层游戏者不断强大，甲的举动就处在更复杂的构造控制之下，比（3a）中那个有影响力的甲面对的情形要复杂得多。这里构成下层集团的游戏者其组合方式对游戏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拥有的是相对不明显的权力，对上层的组合方式差不多不构成任何直接影响。通常情况下，下层游戏者只发挥潜在的、间接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缺乏组织。但他们具有潜在的力量，其显著标志就是，上层游戏者始终对他们保持警惕，使他们处于控制之下的那张织得非常严密的防范网络始终处于戒备状态，一旦他们的潜在力量增加，这张网就会绷得很紧。不管怎样，将上层游戏者与下层游戏者连在一起的那些依赖关系对前者的约束远非那么明显。上层游戏者的优势仍然很大，他们常常觉得，他们完全独立于下层游戏者之外，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受制于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同僚们的相互依赖关系，受制于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

如果在两个层次间的权力差异减少，将上层游戏者与下层游戏者连在一起的那些依赖关系就会加强——因为加强，所有的参与者就更加意识到这些关系，它们变得更加明显。如果权力差异进一步缩小，上层游戏者的功能就会发生变化，最后游戏者本人发生变化。只要权力差异很大，上层的人就会觉得整个游戏特别是下层游戏者都是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的。随着权力平衡的改变，事态也就发生变化。逐渐地，所有参与者会觉得，上层游戏者是服务于下层游戏者的利益的。前者渐渐就更公开明确地成为各个下层集团的工作人员、发言人或代表。在模型（3a）中，人数较少的上层圈子中的游戏明显是整个双层游戏的核心，下层游戏者总体上说是边缘性的，只是一些统计数字。但在模型（3b）中，随着下层游戏者对游戏的影响增加，游戏对所有上层的游戏者来说变得更加复杂。每个游戏者在与他所代表的下层集团的关系中的策略就变得很重要，像他在与其他上层游戏者的关系中的策略一样重要。每个单个的游戏者现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受到他必须同时与游戏者和游戏集团（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进行相互依赖的游戏之数量的控制。这些相互交织的游戏的构造明显有很多差异，一个最有天赋的游戏者也不能看透它们，因此游戏者要完全独立地决定下一步的合适举动就越来越难。

上层游戏者——比如党派寡头——只有在成为多少是有组织的集团成员时才能够在特定的位置上不断发挥作用。两个层次的游戏集团实际上仍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构造，从而使个人能够在其中、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维持平衡。这样，他就在这种构造中获得了某个位置，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权力机会。但在权力差异——游戏者和游戏集团之间权力机会的分布——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构造使某个个人或小的游戏集团能够获得不寻常的权力机会，鉴于这种潜在的权力结构，该构造就会极度不稳定。这种构造通常只是出现在危机时刻，并且要相当费力才能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即使一个当前有独特力量的游戏者，现在也必须要比在模型（3a）的一般情况下处于相似地位的人更加对下层游戏者负责任，因为后者变得更强大了。游戏对处于这个位置的游戏者不断进行考验，这种考验比（3a）中类似的游戏者来说要严峻得多。在类似（3a）那样的情况下，游戏者和他的集团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他们实际上就会控制并左右整个游戏。随着权力较量的分布越来越平等、越来越散漫，人们就更容易发现，单个人或集团控制并左右游戏的可能性就很小。当然，反之亦然。现在就容易明白，游戏过程——许多人相互交织的举动的结果，其间权力差异已经减少并还在减少——对每个游戏者举动的结构起着多么大的决定作用。

相应地，游戏者对所参与游戏的理论认识也发生变化——这是他们的“观念”，是他们试图吸收和把握游戏经验的语言和思维手段。以前他们认为游戏是个人举动的结果，慢慢地，他们认识到，要把握他们的游戏经验，还要建立一些非个人的概念。这些非个人的概念考虑到了游戏进程相对的自主性，它独立于个人游戏者的单个意图。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人们才找到一些可以交流的思想手段，它们揭示了游戏的本质，告诉人们游戏不是简单就能控制的，甚至游戏者本人也不能。人们有了一些摇摆不定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游戏过程可以缩减为单个人的行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它具有超人的本性。因为游戏者不能控制游戏，因此很容易把它看作是绝对的超人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游戏者都很难认识到，他们之所以不能控制游戏，是因为他们是相互依赖的，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特定位置，是因为这种交织的网络所固有的紧张和冲突。

评论

1. 不管其理论内容是什么，这些相互交织的模型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它们是教学性模型，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我们对自身的想象力和理论思维重新进行定位，以理解社会学所面临任务的性质。人们说，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社会，但我们一点也不清楚“社会”将让我们明白什么。从许多方面说，社会学应该是研究某个主题的科学。在界定、研究这个主题时，我们的语言所提供给我们的语言材料和概念工具还不够灵活，部分因为这一点，我们在试图将它们进一步发展，以适合这个论题的独特性时，就会碰到交流方面的困难。这些教学模型是克服困难的一种手段。用参加游戏的人们来比喻一起组成社会的人们，就比较容易促使人们对那些静态的观念重新进行思考，而社会学领域流行的大多数概念都是静态的。我们若想提高理论素养以处理社会学的问题，就必须将它们改造成功能上更加广泛灵活的概念。只要比较一下静态概念（如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系统等）的想象空间和各种游戏及游戏者的比喻所揭示的想象空间，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些模型有助于解放我们的想象力。

2. 同时，这些模型有助于人们更方便地对社会生活的有关问题进行科学反思。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但在进行理论把握时，它们常常被忽视。其中最主要的是权力问题。部分地，对该问题的忽略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它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太复杂。为了简化问题，人们就常常把本来是多种来源的权力看作只有一个单一的形式——军事或经济形式，一切权力的运作都可以追溯到这里。但这样做只是掩盖了问题。在反思权力问题时，我们碰到的困难正来自权力源泉的多样性。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彻底的研究不是这些模型的目的，我的任务不是解决权力问题，而仅仅是让它不再束之高阁，希望人们更经常地讨论它，以成为社会学所努力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与此相关，不带感情地去研究权力问题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人的权力是可怕的：他不问我们想不想就迫使我们去做某件事。权力是可疑的：人们会运用权力来利用他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权力似乎还是非伦理的：每个人都要能自己作出全部的决定。担心与怀疑的迷雾萦绕在“权力”一词上，当科学理论使用这个词时，这种迷雾可想而知会继续出现。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这就够了，虽然这种用法也暗含权力乃某物的观念，会把我们引入死胡同。比较有效的解决权力问题的办法是，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把权力看作是一种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它到处弥散着；因为是一种结构性特征，所以根本谈不上好坏，也许既好又坏。我们依赖他人，他人也依赖我们。如果我们依赖他人甚于他人依赖我们，仰仗他人甚于他人仰仗我们，他人就对我们拥有权力，不管是因为他人采取赤裸裸的暴力迫使我们就范，还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爱，需要金钱、救治、地位、职业，或仅仅为了开心而依赖他们。假设情况就是这样，在两个人的直接关系中，甲对乙的关系也永远是乙对甲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甲对乙的依赖始终与乙对甲的依赖相连，一些鲜见的情形除外。但一方明显弱于另一方的情况是可能的。比如，乙对甲的权力，他控制并左右甲的行动过程的机会，要超过甲对乙的权力，这种权力平衡的较量对乙是有利的。第一系列的模型阐述了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中权力平衡的几种最简单的类型，以及这种关系的相应结果。同时，这些模型还有助于改变我们静态地运用关系概念的习惯做法，促使我们认识到，所有的关系就像人类的游戏一样是过程。

但关系及其中所涉及的依赖情形可能不止包括两个人，而是许多人。举一个例子，许多相互依赖的人组成了一个构造，其中每个位置都赋予了几乎同等的权力机会，甲不比乙强，乙不比丙强，丙也不比丁强，等等。反之亦然。因为与这么多的人相互依赖，个人就很可能经常迫于强制而不是意愿去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将相互依赖人格化或具象化。语言用法支配下的神话迫使我们相信，一定有“某人”“拥有权力”。因此，由于感到了“权力”的压力，我们就总是虚构出一个人，他在运作权力，或者我们认为存在某种超人的存在如“自然”、“社会”等，权力就居于其中。在思想上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感到屈从于许多约束，它们难辞其咎。由于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人们彼此之间每种可能的相互依赖对他人施加的约束——即使是这样一种构造，其中所有的位置都赋予了同等的权力机会——和不同的社会位置之间由于权力机会的变化而导致的约束，从而带来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不利因素。我们现在无法对这些问题深入下去，但指出下面一点想必就够了：如果我们从不屈从于任何相互依赖关系的约束，那么我们降生时的那个潜在的人就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我们实际的这个人。这当然不是说，现在的相互依赖形式在施加约束，从而有助于人类潜能的理想实现。

3. 在模型（1a）中，游戏的结构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图和行动，游戏的进程可以根据个人的计划和目标进行解释。因此，模型（1a）也许与相当多的人有关社会事件之解释的观念非常吻合。同时它还让人联想起一个广为人知的社会模型，该理论模型源于两个个体的互动，他们开始是相互独立的。换言之，它始于“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但这种模型尚未经过认真思考，这种关系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这种对人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权力平衡之性质的看法导致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尚未进入所谓行动理论的视野。充其量他们注意到，有意图的互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但他们掩盖了对社会学理论和实践来说十分重要的一个事实，即非有意的相互依赖植根于每一种有意图的互动之中。原始竞争模型也许最直接地表达了这一点。想建立一个适当的社会学模型，但却对一些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正是这些关系迫使自我与他者彼此斗杀）置若罔闻，这是不可能的。

模型（1a）是针对某种关系的，它当然有用，可以应用于一些情形，漠视这一点是错误的。甲与乙的关系类似于专家与普通人、奴隶主与奴隶、著名画家与艺术保护人的关系。然而，作为复杂社会的一种模型，（1a）充其量只有一些很次要的用处。

相比之下，模型（2c）甚至还有（3b）就非常有助于理解我们认为是新生的社会学学科要面对的那种基本经验，即由于许多人的行动的相互交织，出现了任何人都没有计划的社会结果。两个模型都指出这样一些情形，其中游戏者慢慢会碰到一个问题：一个游戏进程本来完全是许多游戏者的单个举动相互交织的结果，但最终却成了任何人都没有计划、决定和期待的过程。相反，未经计划的游戏过程不断影响着每个游戏者的举动。因此，这些模型有助于认清社会学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理解不充分，就常常导致对社会学的论题和问题的误解。

人们不断争论着，社会学的论题究竟是什么。如果答案是“社会”，就像经常所宣称的那样，那么许多人就会认为，社会就是单个人的聚集。人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从比如生理学、个体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个体的人对理解社会来说无济于事，那么社会到底是什么呢？模型（2c），尤其是模型（3b）告诉我们该从哪里入手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模型指出这样一种可能，由30300或3000个游戏者参加的游戏过程是其中任何一个游戏者都无法控制和左右的。随着游戏者权力潜能的差距缩小，这种情况更加可能。这样游戏进程就有了相对的自主性，那些通过自身行动创造并维护游戏的单个游戏者其计划和意图似乎与整个游戏进程无甚关联。消极地说，游戏过程不在任何游戏者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游戏过程本身对单个游戏者的行为和思想拥有权力。因为孤立地看，他们的行动和观念无法解释和理解，必须在游戏的框架内才能说得清楚。模型表明，作为游戏者，人们的相互依赖对每个联系在一起的个体都有约束，这种约束源自他们作为游戏者所具有的独特的相关性和相互依赖性。乍看模型（3b），我们会感到困惑，我们将不再能找到一个个体或一个集团，可以对其他人行使单边的权力。不久，我们会比较容易明白，随着相互依赖的个体和集团其权力差异在缩小，任何参与者（个人也罢，集团也罢）影响整个游戏过程的可能性也在降低。但如果人们与他们相互纠缠的网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游戏的结构和动向洞察越深，那么控制游戏的机会就会再次增加。与生理学、心理学（关心的都是个体的人）相比，社会学的相对自主性最终依赖于与个体行动或结构过程（源自许多人的相互依赖和行动的相互交织）有关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一直存在着，但人们只是在社会差异不断增加、相互依赖链拉长时才会特别强烈地认识到。构成这些链条的个体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他们虽连在一起，但彼此的距离却不断拉大，因为他们的功能不断细化。在这样的构造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相互交织的过程就是自我调节的过程，它与构成这张网的人们保持着相对自主独立的关系。一言以蔽之，社会学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整合层次，跟那些低层次的结合比如个体生物体相比，它显示出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组织形式，如果我们也像心理学或生理学的解释形式那样把它们孤立地缩减为单个的组成部分（单个的人，单个的生物体），那么对它们的理解和科学研究就根本不可能。

游戏模型这种方式很好，它能描绘出人类社会这样的整合层次才出现的那些组织形式的独特性。我们的语词和思维传统促使我们把所有事件的关联都解释成直线式的因果链。有两种紧密相连的直线因果链的解释方式，较老的是根据人性化的创造者的行动来解释；逐渐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用非人的原因进行解释的直线因果链加入进来。当碰到一些复杂的相互交织情形时，人们往往仍根据原来的因果范畴和直线序列来解释，唯一不同就是要找一堆这样的简短、直线式、互相关联的因果链。于是，他们不是根据原因或创造者对应该要解释的东西进行解释，而是用五个、十个甚至一百个“因素”、“变量”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来解释。让我们试着用这种方法来对一个二人游戏进行解释，其中两人实力相当，一个游戏者已经采取了第十二回举动。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人的性格来解释这一举动，而从心理学上看该举动也可以是他非凡才智的表现，从生理学来看我们还可以根据他的疲劳过度来解释。这些解释每一种都有些道理，但每一种都不充分，因为仅仅根据简短、直线式的因果关系来解释该游戏中的第十二回举动是不适当的，也不能仅根据一个或另一个游戏者的个人性格来解释，只能根据双方先前交替进行的举动以及所形成的独特构造来解释。把这种相互的交织归结为一个人或另一个人的单独行为，甚至归结为双方作为肇始者或原因的简单累积，注定是不充分的。只有游戏进程中不断展开的举动的交织式其结果——在第十二回之前游戏的构造——才能用来解释第十二回的举动，游戏者在作出举动前就用这种构造来为自己定位。但是，这种个体用以定位的交织过程及游戏的现状或构造有着自身的秩序，这种秩序有独特的结构、联系和规则，它们不在个体之上或个体之外，而是个体不断结合、交互交织的结果。我们所说的“社会”、“社会事实”就是指这种秩序，它还包括类似于原始竞赛模型中的那些特殊的“无序”状态（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以及不断出现的解体或离散过程。

这样我们就能很明显地发现，许多支配着我们思维方式的习惯性观念结构与它们所针对的整合层面并不相适应，其中一些老生常谈的说法是诸如“人和他的环境”、“他的社会背景”等。请想一想游戏模型，我们就不会把一个游戏者跟他人合作和对抗的游戏过程说成是他的“环境”、“处境”或“背景”。人们不断谈论“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好像个人真的在某种意义上能独立于社会，社会能独立于个人似的。在以揭示相互交织过程为目的的模型面前，这种观点立即成了问题。还有一种科学迷信认为，为了对相互交织的过程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把它们分解成许多组成部分，现在社会学家们常常不再这样做了，尽管许多人为此还心生歉疚。

社会学家，尤其是从事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家，常采用理论框架和概念作为工具，这些理论框架和概念与人的相互交织所生成的某个具体秩序的特征非常切合，与相互依赖的人们构成的社会及不断变化的构造非常切合。除此以外，对自身所做的一切有非常清醒自觉的认识，因此更能够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辩护，这也很必要。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迪尔凯姆对不同阶层自杀率的有关规律的分析。他是根据自杀者所属不同的相互交织——结构的区分来进行研究的，统计学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发挥的只是指示性功能，说明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卷入关系网之中的。不管我们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国王和议会的关系，还是研究“定居者和外来者”的关系，或是研究宫廷核心圈内有着超凡魅力的领袖或专制统治者的策略，我们都始终在面对着相互交织状态，而这里所讨论的模型有助于阐明这些交织状态。

〇本文选自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第七章“游戏模型”，刘佳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见附录，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标题为会社自拟。

〇封面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斗场景。[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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