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存存 | 平民的情歌：从晚清北方唱本看下层女性对性别、性爱的理解与期待

专题导言

如果从今人奉为“五四”的进步史观，看前现代的包办婚姻，妇女尽是饱受压迫的被动接受者，那么如何从层峦叠嶂的史料中，重构妇女的声音？如贺萧曾说：“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随着性别研究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视野，21世纪的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历史现场，重审今人不曾言明的预设。

本专题聚焦所谓的“中华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时期（约17世纪至19世纪），横跨晚明至清中叶。这时期于本专题有四大特点：（1）“情教”对文化生活的渗透；（2）城市文化对日常的形塑；（3）“贞节”之风对婚姻形态的影响；及（4）闺秀们（尤其是扬子江下游，即所谓“江南”）广泛的写作、印刷、结社、出游活动。很大程度上，第（4）点也限制了本专题乃至明清妇女史研究的材料，目前主要覆盖上层阶级的妇女，而暂未能对下层生活有更深入的把握。

在此大背景下，我们从“女”（未嫁）、“妇”（已嫁）两层入手，截取了明清婚姻不同阶段的切片。第1篇为本专题的绪论，虽发表于1997年，但对于西方及两岸明清妇女史有很好的概述，今日读来仍获益匪浅。第2、3篇为婚前阶段，分述女子婚前对“情”的向往及“贞女”现象。第4至6篇迈入婚姻阶段，讨论了伉俪情深、男子守贞及一夫一妻多妾的主题；其中男子守贞虽可归为婚后，此处则与伉俪情深主题互作补充，填补这方面主题上的空白。第7、8篇分别从写作、酗酒、疯癫与独身等议题，一探妇女的私人空间。第9篇或多或少涉及妇女为“寡”后的时期，主要探讨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与权力问题。第10至12篇从阴阳两面，分别探讨下层妇女对性别性爱的期待、守寡及婚内卖妻问题，多少弥补这方面研究空白的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第11篇主要关注平民守寡，但在法律层面上亦可对上层妇女生活加以补充。专题第13篇以曼素恩对“社会性别”的思考作结，希望能帮助读者从地域、时期、阶级、行业等不同维度，回看“妇女”这一复杂的集合体概念。

吴存存，香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与性别、性爱等社会文化史问题。曾以中文和英文在海内外出版多种专著和论文，主要有《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及《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香港大学出版社，2017）等。

摘要

在明清通俗叙事文学中，上层社会的“才子佳人”通常会作为对读者最有吸引力的社会精英成为言情小说的主角，然而，考察晩清流行的北方平民唱本（俗称 “馒头铺本”）中一些女性叙述自己的婚恋和性爱生活的歌曲，可以发现一个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通俗文学”脱节的现象：在这些唱本里很少看到“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的情节，相反，都是农村妇女通常接触到的农夫、货郎、手艺人，他们之间的调情、出轨、激情和暴力，以及家庭矛盾，使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下层社会男女的生活。本文试图通过对一系列一直没有被学界重视的晩清北方平民唱本的考察, 探讨与士人创作的通俗文学脱节的平民文学——尤其是女性——对性爱的期待和理解。

说起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学”，我们自然都会想起《水浒》《三国》《西游记》以及那些永远说不完的“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关于才子佳人的小说和戏曲故事。这些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通俗文学，大部分都是一些仕途淹蹇、身处社会中下层的落魄文人的作品，或是经过他们改写的民间文学，仍带着浓厚的士人意识。它们无疑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梦想，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通俗文学简单地等同于大众的文学，恐怕是一种误导。由于传统社会受教育的人口比率相对较小，以及关于文学的定义和标准的限制，目前我们不是经常可以看到没有被士人改编过的直接来自底层民众的作品，但作为社会绝大多数的人的声音，这样的作品也并非绝对销声匿迹，许多传统曲艺作品里就包含有相当多的下层社会的文学。如果摒弃文人的偏见去认真寻找，我们还是会发现不少材料，而这样的作品一旦被细读，它们总是会改变我们的许多已经被固化了的印象和概念。

2018年，笔者在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试图寻找清代的平民木版图片时，意外发现那里还收藏着一批俄国传教士斯卡契可夫在19世纪50年代从中国带回去的清代中后期民间俗本，其中以京城、山东、河北的居多，除了一些常见的通俗小说戏曲之外，更包括一些十分简陋粗糙的小开本唱本木版印刷品，其中一些唱本为别处，如首都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以及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等以收藏通俗文学著名的研究所、图书馆所未见。这些唱本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它们带着下层社会十分原始的平民风格，而尤为珍贵的是，其中有不少为平民女性唱的俗曲，带着鲜明的下层女性的视角，这也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要话题。笔者希望通过对几个唱本的文本细读，辅以其他图书馆所藏的与婚姻、家庭以及性爱有关的同时期北方地区的唱本，尤其是那些从女性角度出发创作的唱本，探讨它们如何以不同的视角来处理其他通俗文学中的相似题材，考察这些来自下层社会的文字是如何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印象的。

因为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的唱本并不是大家熟悉的，大部分也从未排印或影印出版过，在正文开始之前，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些唱本应该是必要的。这些唱本是典型的晚清下层社会大众出版物，形式上极其朴拙粗糙，连篇累牍的错字、别字和俗字，显然出自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作者之手，也没有经过像样的编辑和润饰，保持着原始的下层社会文化的特征。它们使用劣质的纸张，也谈不上有什么装帧，往往是三四页或七八页，没有线装，仅用浆糊在一边稍稍粘一下，开本比手掌还要略小，外表略似百本张，但远没有百本张整齐清晰，文字上也没有百本张严谨。在晚清的北方，这些印刷品通常被称为“馒头铺本”，据说经常在馒头铺而非书坊出售，是人们在买馒头时用零头就可以买到的一种文化娱乐消费品。类似的出版物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一些图书馆也还能看到。

尽管如此简陋，这些外表很不起眼的唱本却也都注明出版者的堂号和地点，有时也包括年份，并且经常以村语甚至护骂的方式声称自己的版权，阻吓别人翻印，可见在晚清的出版业中，它们曾经也是深受大众欢迎因而产生同行激烈竞争的赢利的出版物。目前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较为丰富的这类唱本藏品主要搜集于20世纪初期，但彼得堡藏本来源于斯卡契可夫（K·I·Skachkov，1821-1883）19世纪50年代在北京搜集的本子，比目前其他图书馆所藏的唱本时代早半个多世纪，并且以华北地区为主。在内容上也以下层平民的歌曲比较多，跟晚清江南的民歌相比，明显地较少关于妓女生活的唱本，相反，他们唱得最多的是平民女性的婚恋和日常生活。

斯卡契可夫，中文名孔琪庭，19世纪俄国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家。他于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九年（1849-1857）在北京传教士团担任气象观测台台长以及俄国驻华领事。在京期间收集了大量书籍等印刷品，其中包括这些唱本。斯氏专藏曾保存在圣彼得堡皇家公共图书馆，后根据藏品的品类分藏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莫斯科），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和东方研究所阅览室。斯氏文库（Skachkov Collection）在国际汉学界十分著名，其中珍藏了19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以及与中亚国家和俄国交接地区的地图，孤本清初长篇小说《姑妄言》抄本等。文库经史子集齐全，也包括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还有不少木版画片等。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早期汉学家，他搜集的显然不仅是当时中国士人最看重的那些典籍，对民间大众消费的印刷品或手抄本也同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保留了不少当时我们的藏书家不屑于收藏的民间出版物。

一 才子的缺席与情歌中的平民男主角

在明清通俗爱情故事中，大部分男主角的身份都是上层社会的男性，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才子”，通常被认为对女性最有吸引力，从而成为绝大部分言情小说的主角，这几乎已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男性特质的共识。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男性，在爱情故事里往往只能充当一些插科打诨的角色，很难成为故事的主角，这无疑与大部分作者都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有关。然而，考察晚清流行的北方平民唱本或“馒头铺本”，尤其是那些平民女子叙述自己的婚恋和性爱生活的歌曲，可以发现一个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通俗文学”脱节的现象：在这些唱本里极少看到“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的情节，歌曲中女子所思恋和挂怀的也不是什么“才子”，相反，都是农村妇女通常会接触到的农夫、货郎、手艺人，他们之间的调情、出轨、激情、暴力以及家庭矛盾，使我们看到一种更为真实的下层社会女性的生活，而不是那些想入非非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些歌曲的作者都不是读书人，而是身处社会下层的平民，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既接触不到什么才子，那些唱歌的女子也从没有梦想嫁给才子。如同生活中真正发生的，她们的爱恋对象是她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劳动男子，而“才子”离她们的生活太遥远。这些唱本叙述的爱情故事都是直接发生在劳动男女的日常生活中。如一本声称故事发生在山东永平的唱本《大姑娘买绒线》是这样描写爱情的产生过程的：

只（这）日来到一大庄，手摇针子响丁当。

时下京（惊）动那一个？秀（绣）房中，大姑娘，作女工，两手忙，短少花线秀（绣）鞋邦（帮）。

拽拽秀（绣）鞋正衣巾，扭扭捏捏巴（把）门出。

见伙（货）郎，在青春，貌似潘安爱死人，可惜他年青离家门。

头代（戴）一顶詹毡帽，羊（洋）蓝大袄正可身。

这个穿着“羊蓝大袄”为生计奔波的年轻男子，在同样辛苦劳作的绣花姑娘看来很有吸引力。这个唱本写绣花的闺女与走乡串户的货郎两情相悦私通情愫，有邻居“老婆子”因此讹诈他们，但最终还是帮助他们成亲，整个唱本都传达出平民社会的情趣和审美意识，与当时同样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相比，没有了学究气十足的“才子”让女性来仰慕和辅助，更没有中状元情节，显得十分真实和质朴。

这个时期的北方许多民间唱本里，有类似的女性对于理想丈夫的描述,如晚清一本十分流行的唱本《小二姐做梦》，写一个姑娘看到自己的哥哥姊姊都已婚嫁，也日思夜想自己快快结婚。她夜里做梦梦到自己跟一个“穿着一件羊皮袄”的男子结婚，这男子当然是一个劳动者而不是读书的才子。而另一本同样被反复重印的唱本《十女夸夫》，写一位老太太有八个亲生的女儿和两个干女儿，十个女儿分别嫁给木匠、石匠、蔑匠、厨师、糖佬、铁匠、泥瓦匠、箍碗的、渔夫和种田人，她们每人都认为自己的丈夫所从事的是世上最好的职业，争执不下，以致大打出手，最后老母亲劝和，并让她们认识到世上各行各业都各有其长处。这个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唱本，显然完全出于底层平民之手，作者似乎在暗讽故事中的女子见识短浅——她们似乎都不知道这世上可能存在比她们的丈夫所从事的更好的营生，但这个作品通过这些妇女对丈夫职业的骄傲，传达出底层平民对自己的骄傲——他们是清一色的体力劳动者，像“落难公子中状元”这样的情节在这样的唱本里显得格格不入，而这些劳力的男人就是这些女人乐意与之组织家庭的男人。这个唱本其实要说的就是在劳动妇女的心目中谁是理想的男性。

晚清河南的大鼓书《小上寿》，也是一个很能说明这种唱本与才子佳人类的通俗文学在理解什么是理想男性的问题上的差异的例子。这个唱本写河南王家滩的王员外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嫁给武举人，二女嫁给文秀才，三女嫁给庄稼汉。三人中三女儿跟丈夫最为恩爱。在给父亲祝寿的日子里，大女儿、二女儿的夫婿都试图以自己武功文才讨好岳丈，三女婿老实木讷，但三女儿站出来表示自己夫妻恩爱才会有最好的将来：

丈夫南洼去耕地，奴在北洼种庄田。

日落黄昏回家转，夫妻二人绪心田。

过上一年并二载，产生一对小儿男。

大儿长大去习武，二儿长大念书篇。

三女儿的自信乐观态度和夫妻两人平等的劳动养家的状况赢得了父亲的赞许，并认定她是三姊妹中的胜出者。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女儿的日常生活是夫妻都要下地劳动，是“男耕女种”，而不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男耕女织的模式。而真正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会觉得奇怪，对于很多底层的农户来说，光靠丈夫在田间劳动还远远不够，女性下地种田十分常见。值得欣慰的是，这样劳苦的工作，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得以与丈夫建立了平起平坐的平等关系，因此她赢得了比她的两个嫁到富贵家庭的姊姊更自信的生活态度，并且在家庭里也更有发言权。

有趣的是，故事中的三女儿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习武学文，表明底层平民同样期望自己孩子的社会地位将来能够向上提升，但她珍惜与丈夫共同努力的婚姻，而不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婚姻来高攀上层。这些在才子佳人故事中看不到的内容，其实却正是十分真实和普遍的下层平民心态的反映。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文学现象显然与作者的阶层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作者是士人，即使是很不得志的落魄士人，他们仍然会倾向于把对女性具有吸引力的男人设定为读书人。但如果作者根本不是士人中的一员，那么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设定男主角，穿着“羊蓝大袄”的货郎、铁匠、农夫等，都有可能成为女性的梦中情人或现实中的理想伴侣。如果说才子佳人的故事反映的是读书人写作的通俗文学中的白日梦，那么这些通俗唱本则是下层平民创作和阅读的通俗文学。这些通俗唱本的作者当然会通过很多戏曲说唱而接触到大量的才子佳人故事，但他们在创作时也经常选择回归到社会的真实，让女性摒弃对才子的崇拜，而女性心目中理想的男性，也回归到了她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同一阶层的劳动者。

二 劳作的女人与“阴阳二字阴占先”

与平民男子替代才子成为男主角一样，不少清中晚期北方唱本也常以平民女性作为女主角。在传统小说戏曲中，贵族出身的薄命女子，从来就是通俗文学中最常见的女主角，而以下层女子为主角的故事，也多是沦落风尘却品格坚贞、机智勇敢的妓女，或者是一些把三从四德遵从到极致的烈女，除此之外，下层女子在大部分通俗文学作品中，扮演的基本上是辅助的角色，如丫鬟、三姑六婆和恶魔化了的滑稽的悍妇。然而，在这些相对粗糙的唱本里，我们可以读到大量把下层平民女子作为主角的歌，作者既没有把这些女主角作为性化的对象，也没有丑化她们，而是清新的平民女子形象，而这样平常的现象，其实在传统的通俗文学里并不是十分常见的。

清代大鼓书《新媳妇翻麦场》，写的是一个刚刚成婚的“手中拿起叉子杆，头上代（戴）着草帽圈”的年轻女子，在夫家从事劳动时遇到了种种麻烦，先是一个当地的二流子调侃她新婚就参与农事劳作：

你看正在三伏里，你也不怕只（这）热天。

你不怕出汗冲了面上粉，你不怕丢了你的度（镀）金钗。

你不怕叉子杆磨破了描花腕，你不怕麦王儿扎破了秀（绣）鞋尖。

当她奋起反击把二流子骂退之后，这时天上雷雨交作，新媳妇一个人在雨中奋力收拾晒在场上的麦子，好不容易垒起个麦垛，这时却“风散云飞晴了天”。新媳妇只能抱怨“老天会我闹着玩”一意味着她又要把刚垒起的麦子重新摊开来。她在暴风雨中头饰被弄乱，丢失了头发上的钗子，也确实被“叉子杆磨破了描花腕，麦王儿扎破了秀鞋尖”，故事的最后，她无奈回家，“拿起银烟袋，消消气儿吃袋烟”。这是一首唱劳动妇女日常生活的歌,唱本中，她的丈夫完全缺席，可以想象那位新郎应该是家境窘迫不得不在别处从事更繁重的劳动。新娘子在劳动中毫不示怯，她在故事中被生活折磨得有点狼狈，但没有被美化为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烈女，或者成为可怜兮兮的煽情的贫女，更没有被美化为美女。她有梳妆打扮的爱好，也有骂退二流子的烈性，她干活全心全力，在无奈之中也会靠抽烟消气。这样平常的下层女子，其实在同时期的其他通俗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也可以说是一首从下层平民的角度解读平民女子生活的歌曲。

〈小碾图〉：一名老妇人和一名年轻妇女正在使用石碾碾磨稻穀。图中文字提到了四种穀类作物，并解释道“粱粟稷黍皆用此碾”。图画前方显眼处，有两把雅致的小凳，用意在呈现她们的工作乃在家庭之内，而非农耕劳作。两人年龄上的差距表现在左侧妇女脸上的皱纹，以及右侧妇女优雅的发式，她可能是左侧老妇的媳妇。图取材自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 年（崇祯十年）。[图源：storystudio.tw]

大鼓书中有一个“小俩口”系列，包括《小俩口挣灯》《小俩口变脸》《小俩口拜年》等，都是写平民阶层年轻夫妇的生活，那种下层平民夫妇的相对平等和简单的关系，读来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那些强调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说教很不一样。如流传甚广的《小俩口挣灯》，写小夫妻晚上对着一盏如豆的油灯，丈夫要读书，妻子要做女工，他们都要尽可能地靠近油灯，因此发生了争执：

佳人就灯盘绒线，惹的学生不耐烦。

学生说一盏银灯你占多半盏，佳人说一张桌子你占多半边。

学生说我占想要登金榜，佳人说扣绮也算是魁元。

学生说我不找气气找我，佳人说虎不找人人投山。

学生说我读诗书国家用，佳人说描龙绮凤王位穿。

学生说才高智广安天下，佳人说单针独线定江山。

在这里丈夫说的都是堂而皇之的大道理，但妻子既不接受也不让步，并不认为丈夫所说的“家国天下”能够贬低女人的工作。经过几番争执，最后丈夫试图以天地阴阳的道理来压服她：

学生说夫妻之字夫比（天），佳人说阴阳二字阴占先。

学生说世上净是天盖地，我说天有多大地有多宽。

学生说到底先属男子汗（汉），佳人说男子都是妇人添。

一句说的学生红了脸。

这里妻子毫不畏惧和气馁，更以男人乃女人所生的理由而使丈夫哑口无言，迥异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处处强调“夫者妇之天也”的男女尊卑秩序。这样的夫妻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其实应该很普遍，但不是在家规森严的大户人家，而主要存在于下层平民，而关于平民的生活，我们在由士人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里读到的并不多。

平民的夫妻生活当然并不都能通过讲道理来解决问题，他们的生计比上层有着更多的艰难困苦，而由家境困苦产生的夫妻矛盾也会更多。《小俩口变脸》就是写新婚夫妇因为生计艰难而互相指责大打出手，丈夫骂妻子好吃懒做，不愿梳妆打扮，赴庙会还跟和尚挑逗；妻子当即回骂丈夫酗酒、不顾家，贫穷并且非常小气。丈夫听得怒火三丈，两人进而打成一团，这段打闹的场面很精彩：

阿哥难受这窝心的话，伸手就是一巴掌。

女的侧身忙躲过，闪回就使羊头撞。

阿哥心口着了伤，鼻子以内冒红浆。

咳哟一声闭住气，惊动四邻众街坊。

这里丈夫先动手，也是他先责骂妻子，可见他在家不是怕老婆受气的一方，而妻子不甘示弱，更猛烈地打回去，并且一下子就把丈夫打晕过去，表明她也不是被动可怜的受害者。当邻人慌忙救醒丈夫，他们的房东上来要求这对爱吵闹的夫妇立即搬走，这时丈夫醒过神来，乞求房东让他们住下去：

我们俩口把架打，不过叨毛儿央。

万也不至出人命，谁也不动刀和枪。

一场争斗消歇，房东退下，“阿哥睡觉去养伤”。可以想象，这场争斗对这对夫妻很寻常，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互相抱怨指责，但日子就在这样的吵吵闹闹中过下去。作者在这里没有格外偏向男性或是女性，没有说教，而是持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夫妇都在为维持家计努力，也都绝不情愿委曲求全，争吵和互相抱怨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细读这个“小俩口”系列，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平民夫妻关系与当时社会所提倡的事夫如天、男尊女卑的规范化关系存在许多差异。男尊女卑当然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但对于平民家庭来说，女性因为同样参与劳动维持家计，她们也因此在家庭中比上层社会的女子赢得了更多的发言权，社会规范对她们的约束和控制也相对宽松。她们不总是惧怕丈夫，而正统的三从四德说教，在她们的家庭生活里往往很不切实际而被忽略和遗忘，所谓“夫权”，其实在下层平民的家庭生活中，从来就很难贯彻。像这样的小俩口争斗的故事，在士人的笔下，往往会被写成具有教化意义的悍妇或酒鬼的情节，但深知下层平民生活实际的唱本作者表述出来，则很不一样，要远为客观，也没有像读书人那样企图将这样的故事改装为道德教化的教材。

以上诸唱本都是短篇，而提到劳作的女人，在这些下层平民的叙事歌曲中不能不提《新刻时调太平年窃妇缝穷》（据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室藏本）。这个篇幅相对稍长的嘉庆、道光年间的北方俗曲，写河北河间的一个年轻女子，丈夫染病丧命，她为了生计，孤苦零丁流落到北京的天坛一带，缝穷（帮人缝补衣裳）维生。她到附近的粮食店做缝补时，店里的掌柜见她年轻貌美且守寡，企图通过利诱占她便宜，但这个女人不愿屈服，警告他“奴虽缝穷不算下贱，要想调情万不能”，她要树立起自己劳动谋生的尊严。有意思的是，这个唱本中的粮店掌柜没有敢进一步欺负她，反而赶快给她劳动报酬，并且表示，如果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他随时都会支持她。这个唱本手法写实，没有像一些传统戏剧作品或短篇小说那样通过夸张的写法写年轻的寡妇如何受欺凌来煽情，作者与其说要把她写成一个无辜的可怜兮兮的受害者，不如说要写她的自立和尊严，写出一个有光彩又真实的劳动女性。

这个关于缝穷妇的唱本在彼得堡有两个版本，另一个《新编时调太平年杂牌京妇缝穷》篇幅更长一些，故事也更曲折一些，但主题大致相同，写河北一年轻女子的丈夫犯法逃逸，她与婆婆一起流落到北京替人缝穷维生。街坊的男人见了她都想占她便宜，但她机智勇敢无所畏惧，她骂退了这些男人，也赢得了街坊的尊敬。这两个唱本都鲜为研究者提起，但表现下层平民女子的生活非常真实和有力度，并且故事完整，语言生动，可以说是清代中晚期难得的以当代下层劳动妇女做主角的通俗文学作品。

以下层劳动妇女做主角在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缺乏，是我们比较普遍的印象，但如果从更多的出自下层平民作者，并面向下层民众读者的一如馒头铺本中去找，其实相关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并且写作的视角和态度也和读书人写作的通俗文学作品很不一样。

三 《怕老婆发财》与劳动女性的家庭地位

在中国的传统通俗文学作品里，怕老婆的故事一直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话题，无论长篇短篇，讲述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似乎总能让读者兴奋。在这些下层平民消费的唱本里，怕老婆故事也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热门话题，如晚清北京专门印行通俗读本的宝文堂，就有“怕媳妇”系列，还有“新出怕媳妇”系列，可见故事不少。这些故事大都是喜剧性的，通过在男尊女卑社会背景下的女强男弱的故事逗读者一笑，如“小俩口”系列中的《小俩口拜年》，写新婚夫妇一起回娘家拜年，小俩口因未能协调而斗气吵架，丈夫扬言“我今一脚踢死你”，妻子不但不怕，反而激他来打。丈夫气极，但其结果是他根本不敢对妻子动手：

翻身跳在炕上去，

用手抓住鸳鸯枕，手又撕来脚又踢。

将枕头打了窟窿大，洒了一炕荞麦皮。

回手拉过红绫被，把头一蒙睡了觉里。

这个故事与一般的通俗文学中怕老婆故事一样，妻子被写成更有威严和权力的一方，在吵架中也更冷静，往往能让丈夫败下阵来丢了面子。这些故事无疑表现出男性在性别意识上隐藏的焦虑，一种对男性尊严受到威胁的恐慌，这也是怕老婆故事中最常见的基调。

然而如果细读馒头铺本中怕老婆的故事，其中当然有很多是老调重弹,与其他小说中的类似故事大同小异，但也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是跟我们常见的怕老婆故事唱反调的，并且往往具有明显的女性的视角，十分清新而不同寻常。其实上面这个唱本就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一小夫妻争吵中也透着甜蜜感，读来这对怕老婆的丈夫和不怕丈夫的老婆都颇可爱，而没有被妖魔化。这些唱本叙写的怕老婆故事往往都不是纯粹地嘲笑怕老婆的懦弱男人和凶神恶煞般的强悍妻子，相反要比士人作者的作品远为客观。事实上他们不但认为悍妻可以接受，并且经常为怕老婆的丈夫辩护，甚至更认为怕老婆给家庭带来福气，肯定女性应该在家庭生活中具有控制权。

《怕老婆段》是晚清的一个广为流传的大鼓书唱本，内容写一个丈夫受妻子之命去市集上买线，被人拉去喝酒，归家晚了被妻子暴打，当邻居们都围过来指责妻子有违妇道时，她丈夫反倒站出来为妻子辩护，赞扬她持家有道，勤俭聪慧：

人好手又巧，干净又属他。

见人会待客，勤俭又发家。

大裁并小缝，织布又放（纺）花。

搽胭并抹粉，俊过一枝花。

与他算一卦，算着发婆家。

从前我不信，如今便发家。

当初十亩地，如今一顷八。

从前单扇门，如今双板打。

从前喂毛驴，如今养骆马。

从前穿棉袄，此时换袍褂。

过了三五年，孩子养两三。

大的也会走，小的也会爬。

三胎是闺女，怀内吃妈妈。

动手去打她，孩子叫呱呱。

与通常的怕老婆故事里的那些恐怖的“母夜叉”不同，这个习惯于用暴力教训丈夫的女人，在她丈夫的眼里是一个品貌双全勤快能干的主妇，也是一个教子有方的好母亲，更给这个家庭带来吉祥和福气，他们的孩子更是都站在母亲一边。这样的内容，是其他通俗文学中的怕老婆故事所看不到的一与其说它是在反映常见的男性对自身定位的焦虑，不如说是在强调在下层平民家庭中女性管理家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这个故事后来又演绎出一个篇幅更长、题目也更引人注目的大鼓书《怕老婆发财》，描写更为生动，主题也更加突出，并在开篇宣称“先年都是男管女，如今妇女立家法”，除了上面的挨打丈夫在邻居面前为妻子辩护的情节之外，更在劝架的邻舍中有一位老人站出来支持这个丈夫：

尊声列位听我讲，乡邻不必笑话他。

惧内人众偏富贵，再也不怕人笑话。

但看如今新发户，一概都是女当家。

这个细节对于理解这个唱本的主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为妻子辩护的惧内丈夫，出自内心珍惜自己的婚姻，并认可妻子为家庭所做的一切，而旁人同样也注意到一个妻子的权威对于家庭的幸福和昌盛至关重要。这样的视角，与大部分传统通俗文学中的一味嘲弄惧内丈夫的怕老婆故事截然相反。我们当然无法判定这个唱本的作者是男人还是女人，但至少它告诉我们在为生存挣扎的下层平民中，虽然整个社会的男尊女卑的基本概念应该还是一致的，但参与劳动养家的下层女性的家庭地位，要比被动地由夫家养活的上层女子高，在自己家庭里也理所当然地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并且这种状况得到了平民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嘲弄的笑料来处理。而从印刷发行的角度看，当大部分此类唱本因为制作粗劣消失殆尽时，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个《怕老婆发财》的唱本目前仍然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许多图书馆都可以见到，表明它在晚清的流行程度，虽然它一直鲜为研究者提及。

电影《河东狮吼》中，陈季常是一个典型的“怕老婆”的角色。[图源：bilibili.com]

这样的例子其实表明，下层社会衡量婚姻家庭的标准，与我们在士人写作的通俗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经常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长年处于为生计奔忙状态的下层平民，婚姻和家庭的观念都不能不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考虑。同样是处理怕老婆的故事，他们在考虑男性社会定位时，也不能不考虑挑起了家庭一半重担的妻子。那些士人撰写的怕老婆故事，在下层平民看来，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对顾家男人的嘲弄，在下层社会不是总能产生共鸣。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这样的唱本很可能本来就是劳动妇女的作品，她们需要社会理解女性对家庭的重要性。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确证，但在这些无名氏的唱本中，尤其是写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应当出自妇女之手，也是唱给女性读者听的。那些针对女性的正统道德说教，如“事夫如天”“三从四德”等，其实在下层平民的实际生活中是十分脆弱的，男性作者也许会觉得这些教条难以实行，女性作者可能更自然地倾向于不把这些教条奉为圭臬。

晚清有两个十分流行的太平年唱本《十二月太平年男思女》和《十二月太平年女思男》，以一年十二个月的日常生活流程，分别写丈夫对病故的妻子和妻子对亡故的丈夫的思念。从日常生活小事的角度去悼念逝去的配偶，这本身很能体现贫贱夫妻相濡以沫的婚姻特征。这两个唱本都没有从一而终之类的关于婚姻的说教，而是完全在唱单亲父母养育孩子和维持生计的艰难，表现自己失去配偶的孤单寂寥和无助。对于下层平民来说，他们不像大户人家那样有再婚的道德压力，困扰他们更多的是缺乏经济能力去再婚，以及忧虑再婚的配偶不能善待自己的子女。这些非常实际的悲伤唱本，在当时可以说是获得了平民阶层的普遍共鸣，触及他们对于自己婚姻的真正理解，因而获得广泛印行，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存世。这些唱本与很特殊的怕老婆唱本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女人在家庭中参与感很强，明显享有较多的话语权和经济决定权。

四《小姨想姐夫》与从女性的角度讨论性爱

性爱，总是唱本中最重要的内容。文学作品中的性爱，从来不是单纯生理的，而总是与性别政治纠缠在一起。绝大部分传统的通俗文学在涉及性爱的故事里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正面的女性往往在性爱中是被动的，也经常是受害者；而性爱中主动的女人往往被写成邪恶的反面角色。这种故事模式背后的道德判断，显然与男性中心的观念有关。女性的被动受害者形象，让男人产生怜香惜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对性爱采取主动态度的女人，让男人感到畏惧。晚清的大部分唱本也遵循这一规律写作，其中各种各样的男性调戏女性的篇目很多，然而，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唱本有一部分为女性所作，而下层女性的性爱生活相对又具有较多的自由和选择，她们贫穷的丈夫往往无法用绝对夫权来控制她们的生活，因而这些唱本中也会出现一些女人歌唱自己性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并不总是被动的，相反，她们在感叹命运不幸的同时，常常也坦率地表明自己是性爱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的女性的视角。

晚清的唱本中有很多“姐夫戏小姨”的故事，内容不外乎姐夫如何勾引和占小姨子的便宜，但在彼得堡的唱本中，竟有一本《小姨想姐夫》，内容要沉重得多，写一个十七岁的小姨爱上了姐夫。“只从姐夫拜年去，奴看他，长的帖，帽（貌）似番（潘）安……奴家一见舍大不得，咳咳哟，奴家一见舍大不得。”这姑娘为姐夫生下孩子，名声扫地。唱本对痴情姑娘的不幸充满同情，而不是把她写成淫妇。故事简单，语言粗糙，连篇累牍的错别字和俗字，令人难以卒读，但内容有趣，读来有一种为情所苦的感动，很有可能是本来由一个女子唱自己的真实经历所记录下来的。

这些唱本中有数量非常多的关于女子婚前性爱或婚外恋的故事，往往都因为怀孕生下私生子而败露，她们或者私自打胎身亡，或者溺毙婴儿，或者身败名裂，蒙辱忍耻。故事情节不同，但在这些性爱关系中，她们不总是受害者，相反，她们经常是主动的一方，遭受不幸也无所怨悔。如《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室目录》中的《寡妇戏长工》（永兴堂，编号A288，第237页）、《姐儿房中要绣耳包》（出版情况不详，编号A268，第257页）、《新绣腰褡叔嫂调情》（出版情况不详，编号A281，第225页）的基调都相似，女性都是以性爱中正面的主动者姿态出现在作品中。这当中尤其著名的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姐儿送郎》（永兴堂，编号A290，第257页），写女子送别情人一她在这段“露水夫妻”关系中采取了十分主动的态度：

不要慌，不要忙，不要错穿奴的衣裳。

奴的衣裳红挽袖，哥哥衣裳袍袖长。

送郎送到大门外，我问哥哥多咱来？

早起不来晩上来，一更不来二更来。

送郎送到大门东，手拉手儿不放松。

祝赞老天下大雨，再留哥哥住一冬。

送郎送到大门西，手拉手儿舍不的。

搬着脖子作个咀（嘴），舌尖伸在奴咀里。

送郎送到大门南，我送哥哥两吊钱。

一吊与你把毛驴雇，一吊与你作盘缠。

送郎送到十里墩，头上金钗拔下一根。

这枝金钗为表记，能舍金钗不舍人。

送郎送到九里沟，伸手摘下一个石榴。

咬一口，酸溜溜，难舍又难丢。

送郎送到大石桥，手扶栏杆往下瞧。

水流千遭归大海，露水夫妻两分开。

送郎送到长岭坡，手拉手儿泪如梭。

前头要有人盘问，就说小妹送哥哥。

打柴樵夫哈哈笑，这件事儿好绮绕。

仔（只）有哥哥送小妹，那有小妹送哥哥。

这一段相爱，双方自己都明白，这是没有出路的“露水夫妻”关系，显然至少有一方可能已婚或已订婚，但“小妹”爱得义无反顾，她比“哥哥”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断地叮嘱“哥哥”应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最有意思的是，女主人公在送别情人时送他钱去雇毛驴和作为路上盘缠，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说明：（1）两人都是下层平民，也都是良家子女而非乐籍；（2）两人居住的地方距离较远，是哥哥上门来看“小妹”，但“小妹”态度非常主动，并敢于抛头露面去送郎；（3）这段爱情颠覆了像《金瓶梅》里那种性爱总是跟物质利益交缠在一起的状态，女人没有通过性爱向男人索取财物，反而愿意支付男人归途的费用；（4）两人的关系不是合法夫妻，在人前需要掩盖。唱本的最后通过樵夫的嘲笑来赞扬“小妹”的勇敢无畏——在这段没有希望的爱情中，她爱得纯粹，也敢于承担，相反，那个“哥哥”的形象却相对模糊，甚至唱辞中引起人们色情想象的描写，也都是从女人的视角来刻划的一她提醒“哥哥”“不要错穿奴的衣裳”，她主动跟“哥哥”接吻，并从女人的角度写接吻的细节，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我们推测其最早的作者很可能是女性在唱述自己的故事。

从性爱的角度展现女性反抗社会规范的自我意识以及追求世俗欢乐，当推大鼓书《小寡妇上坟》。这个相对较长的唱本，完全从女性的角度，唱出一个年轻寡妇改嫁的决心和过程。故事写一个年轻女子在过门三天后死了丈夫，新丧夫的她，夜里梦见丈夫来交欢不遂，辗转难眠。转天她去丈夫坟上，向死去的丈夫哭诉自己在夫家受众人欺凌，更遭公公动手动脚。虽然丈夫去世才“三天半”，她上坟回家后就脱下一身白色的孝服，换上绫罗衣裳，涂脂抹粉去见婆婆。婆婆不悦，勒令她换装，“免令街坊人笑说”，小寡妇回道：

叫声婆母你听着，常言道，

杯中无酒怎待客？盘中无菜怎压桌？

河里无水怎伏鱼？缸里无水怎添锅？

你们家无有梧桐树，怎叫凤凰来垒窝？

你今叫我守着过，除非是荒郊野外把你儿子来哭活。

这小寡妇说完，就决绝地离开夫家，准备改嫁。这个唱本中心思想，是表现女子从一而终的社会规范，在下层平民的实际生活中脆弱无力。笔者感兴趣的是作者将这个故事写得合情合理，以小寡妇的新嫁，表明她的婚姻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也没有子女牵累，又以她的梦，暗示她的性需求无法满足，通过她对已故丈夫倾诉自己的遭遇，表明貌似合乎道德的守寡，会导致不合道德的结果，然后又以“常理”来反驳婆母对她的训斥，指出她需要一个合乎常理，而不是合乎道德教条的生活。在女子三从四德的教条被普遍认可的社会，这个唱本通过每一个合乎情理的情节说服读者，这个年轻的寡妇在丈夫新丧之后立即改嫁是合理的，也实际上是合乎道德的。这样的情节安排,当然与作者的视角有密切的联系。寡妇改嫁的故事，在传统的平民通俗文学中非常常见，当然大都是持谴责态度的，如广泛流传的庄子见新寡妇女为了尽快改嫁而扇干故夫坟土的《扇坟》，就是个典型例子。客观地考虑，中国传统社会要求女性守寡，除了道德说教的原因之外，也有实际上的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等因素，因此守寡会赢得社会普遍的尊敬，更何况男性作者大多认为，女性守寡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这个唱本反其道而行之，作者要强调的是，这个泼辣决绝的小寡妇的作为，完全可以理解，作者也是以完全正面的态度来写她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这个唱本的作者的性别，但这个唱本在晚清被不断重印，它在视改嫁为耻辱的传统社会可以流行，可能是因为女性参与了这些唱本的创作和阅读。

落成于1882 年的黄氏节孝坊，坐落于台湾，为艋舺商家王家霖之妻黄氏的牌坊。[图源：storystudio.tw]

五 结论

本文讨论的几个晚清北方平民的唱本，只是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中极少的一部分，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将它们与其他通俗文学中同类题材作比较，考察这些下层平民唱本与传统士人创作的通俗文学在内容和观念上的差别。从通俗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阶层差异，去探索其内容和观念上的不同特征，对于研究传统通俗文学的社会文化史和文学表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以下三个问题，需要在概念上厘清：

（一）士人的通俗文学和平民的通俗文学的区别

通俗文学的定义，其实从来是很宽泛的，涵盖面很广，以我们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方法，大致属子部小说家言类，也就是说那些不属于诗词古文的文学创作，都会被归入通俗文学。细究起来，这所谓的通俗文学，不但艺术形式上包罗万象、千差万别，并且它们的内容，也可以根据其作者、读者的群体和阶层而分为许多类型，其中一些类型的内容和观念，还经常是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大致来讲，研究者必须区别两个类型：一是士人创作的通俗文学，二是平民创作的通俗文学，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显而易见的差异。

现在传世的通俗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士人写作的，而且长期以来我们文学评论和审美趣味是精英化的，使本来处于弱势的平民的通俗文学，根本无法与士人的通俗文学分庭抗礼，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失声的状态。学者们对于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理解，还存在许多偏差，往往简单地以士人创作的通俗文学作为传统通俗文学的代表，以士人的观念和审美作为通俗文学的标准，导致通俗文学的研究士人化，而下层平民文学的价值自然会被贬低，甚至消失。其实，如果我们认真考虑通俗文学的概念，也许大家都会为把《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样带着浓厚士人品味，并且其读者也主要是士人的作品归入通俗文学感到不妥。我们应该理解，这些经典小说，它们的成就和文学价值固然不容置疑，但它们与明清时期真正“通俗”的文学其实完全不一样，社会底层的大众对这些经典小说远不如读书人那么感兴趣，也往往无法真正理解这些作品的思想。可以说，我们目前所谓的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学，其实经常很不通俗，而长期以来大众消费的文学,因为不登大雅之堂而实际上被排斥在通俗文学的门外，极少被认为可以代表中国通俗文学。

（二）为什么我们现在难以看到历史上真正平民创作并消费的文学呢？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研究者大概自然而然地会说，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大众受教育水平低，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听到士人的声音。这个答案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也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实，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大众通俗文学的存世材料，往往比我们想象的丰富，甚至还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真正的问题似乎不在于这些平民的声音已经消声匿迹，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去认真倾听。以士人的品味和标准去研究通俗文学，我们很容易倾向于选择士人的作品，并进而筛除那些真正为大众消费的通俗文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曾致力于搜集民歌，同时期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搜集了数量可观的民间文学，他们的努力使现在不少东亚图书馆都有相当可观的民间通俗文学的收藏，尤其是台北“中研院”的傅斯年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以及九州大学图书馆，各个图书馆都编有详目，其中日本各图书馆的收藏现在大部分在网上免费开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品中原为顾颉刚等学者的收藏2016年已编为《俗文学丛刊》六辑（共120册），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在大陆，解放后一直提倡劳动人民创造文化，也提倡研究大众文学，然而这些应该说是还算充足的原始材料，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国内对民间通俗文学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其版本及说唱曲艺的形式方面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平民通俗文学经常被用来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政治宣传工具，而对通俗文学所反映的阶层、价值观等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当缺乏。国内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提倡大众文化，但其实在文学研究方面，我们一直未能真正摆脱精英化倾向。简言之，平民通俗文学研究，缺乏的不是材料，而是未能摆脱精英化的思路。

（三）下层社会妇女的声音

女性的声音，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一直处于弱势。可喜的是，在近三十年来，国内外人文学界掀起了明清妇女写作的研究热点，新作迭出，改变了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完全由男性主宰的刻板印象。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传统的女性写作，基本上都集中在诗词散文等雅文学的研究，俗文学中女性的声音还是很少听到。并且，女性写作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或精英阶层的女性，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女性作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地位很低的歌妓，但歌妓的阶层问题比较复杂，她们的社会地位固然很低，但服务的对象都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并且她们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因此她们的写作深受士人文化的影响，与一般下层平民女子的歌曲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从真正平民阶层的通俗文学中探索劳动女性的声音，理解她们的视角和道德价值观念，无疑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

晚清供大众消费的馒头铺本，虽然我们现在难以考证出其作者的性别，但如本文中一些例子所显示的，女性的视角始终是存在的。在这些朴拙而真率的歌曲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男声，而经常是男女声混唱的。很多唱本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在现实中一个由女性和男性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她与他互相依赖取暖，也互相抵抗争斗，都在竞逐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力，也都为了各自的需要而忍让和合作。而那些纯粹从女性角度出发的唱本，虽然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一绝大多数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古代妇女的写作，都来自当时社会中极少一部分妇女，而古代社会中绝大部分妇女的声音，由于各种原因，几乎都处于失声的状态，社会阶层和性别的不平等，导致了文学史上的这种极端现象，因此，无论我们能找到多少下层社会女性的唱本，它们在人文研究中都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〇本文选自《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20年第9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闵齐伋绘刻西厢记彩图卷。[图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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